灯具是人们日常活和生产劳动中广泛使用的器具，同时，作为一种明器，也是墓葬中常见的随葬品之一。汉代是我国灯具发展的高峰期，甘肃虽地处西北边防要塞，但在汉代灯具也有很大的发展。根据考古出土资料，甘肃目前发现最早生活所用的灯具是平凉市庙庄战国墓葬出土的铜鼎形灯。
目前甘肃出土的汉晋时期灯具按材质分主要有陶灯、铜灯、木灯、泥灯、砖灯、石灯和青瓷灯七大类，其中陶灯数量最多，达61件，主要分布于河西走廊和陇东地区。从汉至魏晋，灯具的制作方法和造型特点都有明显的变化。
一、甘肃出土汉晋时期灯具的现存概况及分析
（一）甘肃出土汉晋时期灯具的概况
甘肃汉晋时期的灯具大多为墓葬出土。甘肃共出土汉晋时期灯具96件，汉晋时期出土的灯具共94件，根据造型可分为连枝灯、豆形灯、动物形灯等，其中豆形灯为灯具的普遍形态；从材质上来看，可分为陶灯、铜灯等七种。
青瓷灯仅在甘肃省酒泉市城东的下河清东汉墓出土两件。石灯台出土3件，一件出土于甘肃武威雷台汉墓，为铜厄灯，放置于墓室中室；一件出土于甘肃省高台县南华镇，是一石制灯座；一件出土于甘肃省酒泉嘉峪关，做工粗糙，做明器使用。
木灯出土1件，出土于甘肃省高台县骆驼城墓葬，是魏晋时期的随葬品。砖灯仅一件，出土于甘肃省高台县南华镇，灯形制较简单，为青砖刻制，砖体表面有一小窝，用来添置灯油。
甘肃出土陶制灯具共计有61件，占汉晋时期灯具总数的64.89%；陶灯的形制也较为丰富，有豆形灯和陶俑形灯等不同种类，陶豆灯数量最多，从汉至魏晋，形制和制作也有明显的发展变化；而陶灯作为随葬品时，其在墓葬中的作用和摆放也呈现出一定的特点。
（二）甘肃出土汉晋时期灯具的分析
两汉时期，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中，陶器使用最为广泛，同时期的汉代墓葬中，陶器也被用作随葬的主要明器之一。陶器制作的手工作坊虽然不如铜器和漆器的手工规模庞大，但在两汉时期，私人经营的陶器手工作坊是比较常见的手工业部门。东汉中后期开始，随着手工业的进步，陶灯发展呈现出焕然一新的面貌。
在汉代初期，陶灯的使用人群多为下层人士，制作较粗糙，没有铜灯精美，到东汉时期，随着陶制手工业的发展，甘肃也出土了许多制作精美的陶灯。
魏晋时期，制陶工艺持续发展，陶制灯具依然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灯具，这一时期，随着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出土的随葬灯具也有石灯、木灯和瓷灯等材质，铜质灯具也有出土，制作更加精美，但出土数量较少。
魏晋时期随着佛教思想的发展，出土的少量陶制灯具有明显纹饰。这一时期，在薄葬思想的影响下，墓葬的形制和随葬品都做了很大的简化，出土的灯具数量较汉代相比有很大的减少，造型更加简单。
总体而言，汉晋时期，甘肃出土灯具共94件，其中陶灯的数量最多，达61件。从地域分布来看，甘肃汉晋时期墓葬分布较多，河西走廊地区和陇东地区分布较密集，陇中地区和陇南地区分布较稀疏，出土灯具的墓葬则集中在汉墓分布密集的河西走廊地区和陇东地区。
从灯具出土的年代来看，东汉前期，出土灯具较少，陶灯仅出土1件，为甘肃省武威市磨咀子墓地出土；东汉时期，随着制陶业的发展和厚葬观念的兴起，甘肃地区出土灯具数量较多；东汉晚期至魏晋时期，出土数量相对较多；魏晋以后，出土灯具的数量有所减少。这与汉晋时期甘肃的历史发展是相对应的。
二、甘肃出土汉晋时期陶灯的形制划分及演变
（一）陶灯的形制划分
甘肃出土汉晋时期有明确年代分期的陶制灯具共61件，占甘肃出土汉晋时期灯具总数的64.89%，根据灯具的造型不同可以分为：豆形灯、动物形灯和其他类型三类。
豆形陶灯是甘肃出土的汉晋时期灯具中最普遍的形态，豆形灯是由灯盘、灯柄（灯柱）和灯座组成，整体造型像古代盛食器豆，基本特征为顶部一个圆形灯盘，中间为一个圆柱形的灯柄，起连接作用，底部为一圆形底座。同时，陶豆形灯的数量是也最多的，就文章中统计到的数据来看，汉晋时期甘肃出土陶豆灯约36件，占陶制灯具总数的59.02%。
根据已出土从现有的考古出土资料来看，从西汉至魏晋，豆形灯的造型变化丰富多样，主要体现在灯盘、灯柱和灯座的区别，造型变化区别最大的是灯盘和灯柄的部分。灯盘的变化比较复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在形制上有圆盘型、碟形和深碗盘之分；第二，造型特点上有盘内中心有锥尖状灯芯样式。动物形灯又被称作俑座灯，由灯盘、动物型灯柱和底座组成。汉晋时期甘肃共出土动物形灯仅3件，占陶制灯具总数的4.92%。根据本文统计到的资料来看，汉晋时期的动物灯馆藏数量相对较多，有11件。
（二）陶灯形制的演变
汉晋时期，各行手工业都得到大规模的发展，金属制造业、漆器制造业的发展也具有一定的规模，技术也发展较快，这些手工作坊的发展为灯具的制作提供了较好的生产环境，使得灯具材质的种类丰富起来。
除了前文提到的陶制灯具外，还有铜制、木制、石制、青瓷、泥质和砖制灯具，其中铜制灯具出土数量相对较多，制作也比较精美；其他材质灯具数量较少。
两汉时期是青铜文化发展的末期，青铜礼器的发展已经走向末端，青铜铸造业的地位也受到冲击，但是，青铜铸造的生活器皿开始流行起来，很多地方也保留着使用青铜器的习惯，铜器在人们的生活中依然占有着比较重要的地位。这一时期出土的青铜灯具相对陶制灯具而言，制作更加精美，造型更加华丽，形制的种类也更加丰富。
将甘肃出土汉晋时期陶灯和铜灯进行对比。首先，从灯具整体造型特点来看，由于材质的特殊性，汉晋时期甘肃出土的铜灯造型更加多样化。其次，从时空分布来看，根据已有出土资料，甘肃出土铜灯的时间主要集中在东汉、东汉后期、曹魏和两晋时期，较陶灯相比，延续时间较短，出土铜灯的墓葬也较少。
甘肃出土汉晋时期的泥灯数量较少，且泥灯是指无任何烧制痕迹，用泥或黄泥捏制而成的灯具。甘肃出土汉晋时期泥灯的造型较相似，整体造型简单，均未圆柱形的灯柱上凿一凹窝，用作添置灯油。金昌市永昌县出土的泥灯凹窝内有油烟熏黑的痕迹。和甘肃出土汉晋时期陶灯相比，泥灯的造型单一，制作简单，并且无烧制痕迹。
从时间上看，泥灯在西汉末期和东汉早中期、两晋时期有发现，发现的墓葬为永昌县水泉子汉墓群、武威磨咀子汉墓、敦煌城南晋墓，从空间上来看，分布范围也仅为河西走廊地区，其他地区未有泥灯出土。
除铜灯和泥灯外，甘肃地区还出土汉晋时期木制灯座一件，石制灯具三件，青瓷灯具两件和砖制灯具一件。与石制灯具相比，甘肃出土汉晋时期的陶灯具有更加多样化、材料更为广泛的特点。
三、甘肃出土汉晋时期陶灯与丧葬风俗研究
（一）汉晋时期甘肃灯具的发展
西汉中期，手工业部门逐渐发展强大起来，规模有所扩大，手工制作技术也得到极大发展。在这种状态下，西汉出现了数量众多的手工艺精品。汉初的手工制品在工艺制作方面注重实用性和功能性，青铜礼器的生产已减少，青铜制的生活器皿逐渐流行起来，灯具即为其中一类典型，许多有着巧妙功能设计的优秀灯具大量出现。
西汉中期至东汉早期，是汉代手工业的快速发展时期。自汉武帝起，新出现了土地所有制和宗族制度，同时由于国家大一统局面的需要，以儒家学说为基础，由董仲舒提出的“天人感应”世界观和“三纲五常”道德观，成为直到汉末，乃至更长时间的社会主流思想。
魏晋北朝时期的甘肃，社会动荡。在这长达三百多年的时间里，虽战争频仍，动荡不断，但就长远来看，社会获得了一定的发展。这一时期，甘肃经济因受战争的影响出现了东部经济发展较缓慢，河西经济发展较快的不平衡趋势。
同时，这一时期甘肃出土的灯具也均为素面，和东汉晚期相比，出土灯具的数量也有所减少，且出土灯具均分布于河西走廊地区。
到了西晋中后期至东晋时期，政府实施了一系列措施，社会经济得到复苏。因此，这一时期墓葬随葬灯具的材质增多，瓷质、铜制灯具的数量有所增加，且造型多样。
甘肃这一时期的墓葬多为单室带龛土洞墓和洞室墓，和东汉相比，墓葬形制较简单，随葬品数量也有所减少，出土灯具的材质也以陶制品数量居多。出土的木制灯具和石制灯制作较粗糙，且仅做明器使用。
（二）灯具与丧葬习俗
到西汉中期，儒家思想的地位逐渐确立，道家思想逐渐走向衰败，同时，儒家思想也吸收了诸子各家学派的思想，儒学在政治上、社会生活中的作用逐渐体现出来，对人们的丧葬观念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儒家思想和礼仪孝道等观念的影响，神仙方术和东汉时期佛教的逐渐兴盛，灵魂不灭的观念的发展，逐渐形成了天堂和地狱的生死观念。
汉代在尊儒宗经的政策下，将儒家的孝道伦理政治化，大力倡导慎终追远的殡葬仪式，在事死如生的尽孝礼仪中带动了厚葬风气的盛行。厚葬主要可以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在墓室的形制和结构上，秦汉时期的墓葬形制整体呈现出“土圹墓—洞室墓—砖室墓”的发展规律，建筑形式经历了“简单—复杂—简单”的变迁，墓葬形制的一大改变为从墓坑到墓室，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按照人生前房屋的形制来建造死后的墓室，使墓室逐渐宅第化，墓葬建筑形式也更加复杂。
第二，是在随葬品方面，由秦和西汉早期以礼器为主到西汉中期以后以生活用品为主过渡。
在魏晋南北朝晚期，厚葬的观念再一次发展起来，同时，人们追求以大墓来体现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特殊身份，随葬品也有各类生产、生活用品和墓主人生前喜好的物品。
结语
灯具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广泛使用到的生活用品，同时，在墓葬中，灯具作为随葬品也被大量发掘发现。汉晋时期甘肃出土灯具共94件，灯具材质类型较丰富，造型特点也各不相同，从汉至魏晋，灯具在不同时代在造型上也有不同的改变。
汉晋时期，由于手工业的不断发展，出土的陶制灯具数量较多、形制较丰富，陶灯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同时，作为一类随葬品，陶制灯具在墓葬中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