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在古代军事和生活中的作用十分重要，因此在古代艺术创作中有许多马的形象。陶马、铜马、玉马和石马屡见不鲜。历史上河西走廊是有名的牧马场，也是历代皇家的养马之地。追溯历史，西夏时期以马为主题的文物呈现出了丰富的艺术形态。
西夏千佛阁
西夏辅郡西凉府“善水草、益畜牧”，素有“凉州畜牧甲天下”之誉。以凉州为代表的河西右厢地区是西夏最大的官营马场。马在西夏政治、军事、经济、交通等方面占有重要地位，在武威发现的许多西夏遗址中，出土的马文物亦是很有代表性的。
历史上河西走廊是有名的牧马场，也是历代皇家的养马之地。自汉武帝开始设郡辖县以来，河西走廊地区一直是中原王朝的马匹供应地。由此形成的马文化也是河西文化的一部分。《史记·大宛列传》有关于天马的记载，曰：“初，得乌孙马，好，名曰天马。及得大宛汗血马，益壮，更名乌孙马，曰西极，名大宛马曰天马。”到汉武帝时，就有了天马的定称。三国魏晋时期屡次出现于史书中的凉州兵马以及前凉张轨献马助战等事，足以说明凉州的马匹和骑兵之众。甘肃武威雷台汉墓也出土了铜奔马，同时出土的铜车马仪仗俑以及磨嘴子等汉墓出土的各种铜马、木马、陶马造型以及天马形象，无不对凉州历史文化影响深远。
西夏党项是著名的马背上的民族，养马及畜牧业是西夏重要的经济来源。西夏建立前，党项族长期从事畜牧业，有丰富的经验。西夏王朝建立以后，由于地域扩大，草原地区增多，畜牧业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朝廷设有群牧司统管全国畜牧业。在西夏发达的畜牧业中，马匹是重要的特色畜牧资源和军需物资。体格健壮、耐力较好、擅长奔袭的党项马驰名境内外，成为西夏向宋、辽、金朝贡贸易的特产，也是其对外贸易的大宗商品。
西夏法典《天盛律令》中，马是西夏的三大牲畜，无论是官牧还是私养，马是禁止私自买卖、宰杀的，由此可见西夏对马的重视。西夏辅郡西凉府“善水草、益畜牧”，素有“凉州畜牧甲天下”之誉，以“凉州”为代表的河西右厢地区是西夏最大的官营马场。马在西夏政治、军事、经济、交通等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所以，武威发现的许多西夏遗址和文物中都有党项马的身影。
杂木寺摩崖石刻中的马
杂木寺石刻遗址位于武威市东南20公里处的古城乡八五村兰家庄。遗址可能为藏传佛教覆钵式塔，塔高约20米，在残存塔基之下有一处浮雕石刻佛像遗存。
杂木寺石刻中的马（局部）
石刻画面残约长1.7米、宽1.5米，分为上下二组。上组存五佛，下组存四佛，上下组之间以联珠纹相隔。上排五佛左手施与愿印，右手施说法印于胸前。着袒右袈裟，跏趺坐于仰莲座上，莲花座置于法台之上，法台左右浮雕一对相背的马。一组佛像坐具的相背马与另一组相背的马相对视，远处观看形成了头头相对的“吻唇马”的错觉。座背有线刻的兽纹排列，最上部正中阴刻有金翅鸟形象，还有左右对称的简单摩羯及背对而立的狮羊，图案清晰可见。这种造型应该是佛座拏具中的兽面、摩羯、狮羊三种。
下组四佛双手施禅定印，右袒袈裟，亦跏趺坐于仰莲“工”字形法台，“工”字形法台左右浮雕一对相背的马，有桃形头光和背光。另外在左边下部还残存两身佛像，但不清楚。整个石刻全部残存共有十一尊佛像。右下有一处阴刻藏文。石刻佛像表沉积有面泥土，清理后清楚地发现佛像发髻彩绘有宝石蓝，身体及袈裟涂有红色彩绘，莲座上涂有宝石蓝彩绘。
从遗址整体考察来看，该处覆钵型塔是利用山体一块较大岩石作为塔基而建造，塔基四周应该是雕刻有千佛造像。关于该处石刻佛像的年代，20世纪80年代，著名考古学家宿白教授来武威考察后，认为此处石刻造像较为特别，特别是拏具组合和以双马驮佛座，属在国内仅见，造像风格极有可能是属于西夏时期。国家博物馆美术部李翎研究员从佛像拏具演变的角度，认为武威杂木寺与藏传佛教的噶举派关系不多，而主要与汉地的传统有关。杂木寺佛像的拏具与6-8世纪初隋代敦煌窟、唐代西安宝庆寺所存拏具属于同一时间，可能早于流行藏传佛教的西夏历史后期，而属于西夏历史的早期，相当于北宋时期。
花大门石刻中的马
花大门石刻塔群位于现金昌市永昌县西北约20公里处永昌县城关镇金川西村北面的龙首山余脉（在西夏时期永昌县归属于西凉府）。在北部山崖离地面1至10米的崖面上雕刻有50余座塔浮雕藏传佛教塔群。各塔大小不一，造型有覆钵式喇嘛塔，密、阁楼式石刻塔，檐式砖砌塔，其中以覆钵式喇嘛塔为多。
在崖面正中，有一较大石龛，洞窟宽2.4米，进宽2.2米，高1.5米，深2.1米，顶部为方形，顶前部宽1.9米，顶后宽1.7米，门高1.5米，宽1.2米。洞窟内正壁阴刻一西夏文“佛”，石龛右壁阴刻两匹奔跑状马，前方为一小马，前蹄腾空，马头回望后面大马，后面大马后蹄着地，前蹄腾空，马背上刻有马鞍，旁边阴刻一朵莲花和一只小动物。整个石刻所在山脉是第四纪砂岩，山体为红色，大部分石刻因长期暴露于外界，加之人为破坏，石刻塔分化严重，表面剥落甚多，仅有几座保存较为完整清楚。
永昌县花大门佛塔石刻群西侧约2公里处，为著名的北魏时始建的佛教圣地凉州御山圣容瑞像，也是西夏时期的著名寺院圣容寺。圣容寺南北两山山顶各建有一座唐代砖塔，北塔大，南塔小。北塔内部墙壁有唐代及西夏时期墨书题记。
向西约1公里处为西夏千佛阁遗址，20世纪70年代，武威地区文物考古工作者对该遗址进行了初步清理发掘，发现遗址内部塔基墙体上有西夏天盛、大德年间信徒礼佛题记。从周围所存遗址来看，以圣容寺为中心的金川西村附近保存有许多西夏时期的佛教遗址。同时在崖壁中部石窟中刻有西夏文，汉译“佛”，说明该处石刻塔群也是西夏时期的遗址。阴刻的两匹马，是西夏工匠雕刻的，前蹄腾空，作奔跑状，是西夏奔马的英姿。
西夏碑碑座中的天马
碑刻文化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其价值不仅在于碑文对研究当时的历史文化、社会经济、宗教民俗等具有重要的史料和文献价值，同时碑刻之上的装饰图案也是研究古代文化艺术的珍贵实物资料。通常见到的古代碑刻的碑座大多是传说中龙的第九个儿子赑屃的造型，但西夏碑这种前狮后莲，左右两侧分别饰以天马麒麟造型的碑座在古代碑刻艺术文化中还极为少见，较为特殊。
西夏碑座由灰白色粗砂岩石整体雕刻而成。束腰，方形，四角削成斜坡状，边沿杀角。碑座长98厘米，宽80厘米，底沿宽98厘米，高59厘米，基础部分高7厘米。座体右后脚和左后脚有残缺。碑座四面均采用高浮雕技法表现了双狮舞绣球、缠枝莲花、带翅飞奔的天马、麒麟造型四副不同主题的画面。碑座浮雕构图简洁明快，层次分明，形式独特，图案内容具有极强的象征性和独特的民族地域性。
西夏碑正面
西夏碑碑座上的天马马尾高扬，马腹浑圆，背部长出两翼，走对侧步，图案右方有祥云纹，天马似踏祥云，呈现出天马行空的意境，更加凸显了天马的矫健身姿。作为游牧民族的党项人，马对于他们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天马是西夏人民祈求年年六畜兴旺的动物神，又是人们希望征战时战无不胜的战神。在保存下来的西夏佛教艺术中也不乏天马的艺术形象，如瓜州榆林窟第10窟是西夏洞窟，其窟室顶部就有天马纹饰。马侧身也有彩色羽翼，作飞翔态，马身俯冲而下，周围云气被天马冲击而向后，增加了画面的动感。
碑座侧面天马
塔尔湾出土的白瓷马头
武威塔尔湾西夏遗址是目前为止发现西夏瓷器器型最多、釉色繁杂、最有研究价值的一处。
塔尔湾出土的白瓷马头
年8月，塔尔湾西夏遗址发现出土的遗物中有一件白瓷马头。马头长3.5厘米，头宽2厘米，颈长2.5厘米，颈宽2厘米，耳长8毫米。整个马头为白釉底色，黑斑点缀，马眼炯炯有神，活灵活现，造型十分精致。这件瓷器既像是浮雕，又像是两个单面瓷器中的一半。马头造型逼真，体格健美，飘逸洒脱，在马的脖子上还有几个圆形的“豹斑”，其做工技艺精湛，该种造型的西夏瓷器尚属首次发现。白瓷马头正面为一造型生动，栩栩如生的马头，背面则是光滑平整的平面，从整体复原来看，这件瓷马应该是有同样造型的另一半组合而成，或者是黏结在某一瓷器上马型装饰。该种造型和制作工艺的瓷马在国内西夏瓷器中还属首次发现。西夏工匠如此精心制作该件瓷马，笔者猜想从另一方面也是西夏时期凉州畜牧甲于天下的情况反映。
西夏墓中的牵马“大六”木板画
年6月，原武威县城西北隅的西郊林场进行平田整地时，工作人员发现了两座西夏时期的墓葬，原武威地区博物馆闻讯对这两座墓葬进行了清理。在2号墓出土的文物中有29块彩绘木板画，其中有一幅牵马木板画。该木板画柏木质，木板呈长方形，长14厘米，宽8厘米，厚1.7厘米。以土红色打底，表面彩绘一牵马人物图。牵马人披发，着浅绿色交领短衣，束黑色腰带，一手执鞭，一手牵马；马昂首扬尾作奔腾状，背负黄色马鞍，木板背面墨书汉文“大六”二字。栩栩如生的“大六”牵马图，其构图意境与嘉峪关魏晋壁画墓中的“邮差驿使”画像砖的画风如出一辙。
牵马“大六”木板画
武威西夏文物遗存中的马文化，题材丰富、形式多样，既有摩崖石刻，又有碑刻浮雕装饰，有些是瓷器上的浮雕，甚至还有墓葬出土绘画艺术。艺术手法上既有写实风格的奔马，又有写意的天马形象。这些珍奇而珍贵的西夏马不仅为悠久而传奇的武威天马文化增加了神秘的西夏文化元素，同时也丰富了武威天马文化的内容。
来源丨甘肃日报（文/武威市博物馆原馆长黎大祥）
编辑丨甘小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