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朱文杰
一
西安高中的历史首先要溯源于崇化书院。这崇化书院，早先又是从建于卧龙寺巷的养正书院于清道光时改名而来的。清光绪十七年年2月，陕西西安府知府文启下令，由咸宁、长安两县令焦云龙、胡升猷组织监督，将崇化书院迁府考院东，即移建至西安东厅门。如此，西安高中如得落户于此。
关于这次移建，有“移建崇化书院碑”详细记载。此碑原立于西安高中校内东北角一座平房廊檐下，年拆除平房时，迁教学楼东侧。
据载：“崇化书院始建于清嘉庆七年（公元年），主持建立者清代举人叶世焯，原院址西接卧龙寺。光绪十七年（公元年）移建于考院旧址东，今西安高中现址。竣工之时为年3月。”这个时间被专家定为西安高中的历史开端。碑文由西安府知府文启撰文并亲书。
据碑文载：当年崇化书院“人杰地灵”,“作人、养士、成德、达材”，这应当是西安高中优良传统之滥觞。而今之西安高级中学还存有当年“崇化书院”的一副四字木匾。
年在洋务运动影响下，由萧开秦在书院旧址上创办游艺学塾。年陕西巡抚升允、藩台樊增祥改游艺学塾为陕西大学堂，亦称关中大学堂。所占仍为原西安府考院旧址。这所高等学堂，是当时陕西的最高学府。光绪三十二年（年）陕西巡抚曹鸿勋根据关中大学堂科目门类不齐，学生程度不高，奏请改关中大学堂为陕西高等学堂（为大学预科，亦称补习高等学堂）。开办后藩台樊增祥兼任了较长时间监督。光绪三十二年（）周镛继任督监。宣统元年（）高等学堂才办正科。宣统三年（）清王朝灭亡，学堂终无正科毕业生。
在年前后的陕西大学堂、陕西高等学堂时期，康寄遥、马步云、王梦简、郗朝俊等11名学生被派往日本留学，其中多数人加入中国同盟会，回国后成为辛亥革命在陕西的骨干人物。
马步云（—），字凌甫，以字行，陕西合阳人。清光绪二十八年（）考入合阳县学堂，三十年（）由县学堂保送入陕西大学堂。次年，陕西大学堂改名陕西高等学堂。年被官费派往日本留学，先入早稻田大学普通科再转农科，清宣统三年（）毕业于明治大学政治经济科。马步云在日本加入同盟会，参加反清活动。年大都督张凤翙提议创办西北大学，马积极赞成，任创设会委员会委员。西北大学建成后，马任校教务长兼商科学长。年暑假，受校长、留日同学钱鸿钧之托，东渡日本，为西北大学购置图书、仪器，还延聘了两名日籍专门教员。年8月，于右任回陕就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讨陈义军统一编为六路，马步云为第一路参谋长。年，马在由西北大学改建的陕西法政学校任教。年选为陕西省三届议会议长，不到一年，又被刘镇华任命为陕西省教育厅厅长。上任后的头一件事，就是与西北大学（年1月北京政府批准立案重建）校长傅铜商议举办“暑期学校”，请鲁迅等国内学界名流来陕讲学。年马步云任安徽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厅长，曾一度代理安徽省主席职务。年被调往南京，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参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马步云历任南京中山陵园管理委员会委员、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江苏省政协委员。
郗朝俊，年考入关中大学堂，年官费赴日本留学。参与创办《秦陇报》《关陇》杂志。辛亥革命后，任张凤翙部主管军需并参与文稿草拟。中华民国建立后，任西北大学创设委员会委员等职，年兼任陕西法政专门学校校长等职，年任西安红十字会会长，历任陕西省教育厅厅长，高等法院院长，中山学院讲师等职，年以辛亥革命老人参加北京辛亥革命胜利50周年大会，受到周总理董必武副主席接见并合影。
从陕西高等学堂走出的还有一位辛亥革命元老马彦翀先生。他曾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参军，陕西副招讨使。
马彦翀（—），名骧，字彦翀，号本善。清光绪十二年（）十月十八日生于陕西省商县龙驹寨（今丹凤县城）。清末，商州开办学堂，马彦翀入商州中学堂求学，年又进入西安陕西高等学堂，毕业后，马彦翀接受焦子静、王子瑞聘请，出任健本学堂教习。该校其实是辛亥革命前陕西革命党人秘密聚会的三处联络点之一（另两处为公益书局和省咨议局），以培养革命人才为主要任务。光绪三十一年（年）经井勿幕、李襄初介绍，马加入同盟会。宣统二年（）春，同盟会十余人在西安大雁塔召开秘密会议，马彦翀为其中之一员。会议之后，委派马彦翀赴日本为党人发动武装起义购买军火枪械。
马方、马正写的《马彦翀与张自忠交往追忆——献给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一文中说：马彦翀进入西安陕西高等学堂，先后组织参加声援“蒲案”，及省高等学堂罢课运动。年春，第一届国会在北京开幕，马被选为众议院议员。年孙中山赴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任大元帅，任命焦子静为陕西招讨使，马副之，期间任大元帅府参军。年马彦翀被选为众议院全院委员长，年胡景翼任国民革命军二军军长，在开封任河南省军务督办特聘马为高级顾问。胡景翼是马彦翀在西安健本学堂任教时第一班的学生。
年经宋哲元、石敬亭等力邀，马彦翀任二十九军顾问。年华北事变后，张自忠出任察哈尔省主席、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天津市市长，力邀马彦翀担任察哈尔省秘书长及天津市政府秘书长（权署市长）等职。
年10月张自忠受不白之冤，被撤职查办。马彦翀在西安得悉消息，立即赶赴南京，起草报告通过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张群，转呈蒋介石。受蒋接见，连蒋都“肯定马为了替张剖白，专程从西安赶来，万里不辞，很够义气，同时请马彦翀放心，张自忠的事他会很好解决，给张一个交代”。这正如文中小标题所言：“仗义鸣冤终昭雪”。
年初张自忠从西安赴湖北襄樊时，马彦翀亲自陪同到龙驹寨，张自忠为马彦翀在龙驹寨创办的仁义小学捐助元建校款。此后马彦翀在龙驹寨家祠“仁义祠”里供奉了张自忠这位抗日烈士的牌位，时常吊唁。……撰写了《张自忠任察哈尔省主席经过》和《张自忠任天津市长之经过》等文章，……对老朋友、长官、抗日烈士英灵的告慰，使他在九泉之下安息。
马彦翀与张自忠之深厚友谊，其生死之交，可谓感天动地。让人读之而泪目。我在西安老街巷中写过，张自忠在西安曾居二府街。
卢沟桥事变后（年），天津沦陷，马彦翀辗转回到西安，任陕西省政府设计委员，西安市纸烟工业同业公会理事长，西安红十字会会长，西安易俗社常务理事，创办民族工业西安益群烟草公司，出任总经理。西安解放后，任西安市人民代表、西安市政协常委、西安市红十字会常务委员。
《丹凤县志》载：年马彦翀还创办了凤麓中学（后为丹凤中学），凤麓中学校址选在两棵百年古柏树下的紫阳宫。
年从陕西高等学堂毕业的有杨明轩，后来成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还有抗战时陕军主帅、第四集团军司令，被誉为“中条山铁柱子”的孙蔚如，与38军军长、抗日名将赵寿山，也是从这所学校走出的。后赵寿山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副司令员，陕西省省长；孙蔚如建国后也任过陕西省副省长、陕西省政协副主席等。
与孙蔚如、赵寿山为同窗的还有一位叫刘安国的文史专家、教育家。他年在西北大学预科学习，西大预科被陆建章停办后，他就毕业于由西大预科改名陕省三中。
刘安国（—），字依仁，华县人。年考入北京高师博物系。后受聘陕西通志馆任采访。年刘安国被母校陕西省三中聘为训育主任，旋又任校长。他曾聘魏野畴担任训育主任，他与魏配合默契，培养出很多人才。有李敷仁、关麟征，以及张金印（慕陶）等，都是这一时期学生。年至年为掩护革命学生，把自己青年路号房屋让他们住，并供应食宿达一年之久。这些学生中，年龄较大的有的参加过渭华起义，较小的参加过张家口抗日同盟军。年在陕西师范专科学校担任校长。解放初他负责陕西文化局文物普查工作，几乎跑遍了关中各县。著有《雍宝铜器小群图录》《历代陕西自然灾害综录》等书。“文革”时年逾80，仍备受迫害。粉碎“四人帮”后平反恢复省文史馆馆员身份。
值得专门说一下的是，刘安国先生在文物考古上取得了不小成就。他是最早发现了蓝田“龙骨”化石的人。那是在年“双十二事变”后，他去蓝田视察教育时发现的，他详细记下“龙骨”化石出土地点和埋在地下的深度。被考古专家杨钟健评定为“蓝田猿人发现之前奏。”为研究人类社会发展提供了可贵资料。
提起这个杨钟健可了不得，他年负责周口店的发掘工作，此间发现了中国猿人第一个头盖骨。他还是中国恐龙“禄丰龙”的发现者。
马师儒（~），字雅堂。陕西米脂人。先后就读于绥德中学堂、陕西省高等学堂、上海同济医工学校工科，年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科。年3月，入德国柏林大学教育专科学习教育和心理学，年获教育学博士学位。同年转入瑞士苏黎世大学，年获该校哲学博士学位后回国，应杜斌丞之约，任陕北联合县立榆林中学校长。他常对人说：“我的志愿是想做培养国脉的工作。”年9月担任上海劳动大学教授兼教育科主任，年至抗日战争爆发前，先后担任北京大学、青岛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等院校的教授。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北京各大学相继内迁，马师儒任西安临时大学，后改名西北联合大学、国立西北大学教授，还担任国立西北大学文学院院长。
年马因父丧回陕北，到延安参观，在延安期间，毛泽东会见了他。还特地请他回陕南后向他早年的老师、同乡黎锦熙先生（时为迁驻汉中的国立西北大学和西北师范学院合聘教授）问好。这都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强烈不安。指责马师儒“为奸党大肆宣传”。马师儒被免去职务，并阴谋对他“痛下毒手”。年5月西北大学迁回西安。一年半后，马师儒接任校长。干了两年，于年9月辞去了校长职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年西北大学师范学院独立建校，改建西安师范学院，马师儒任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教育研究室主任。
另外，陕西高等学堂年1月，曾聘足立喜六先生任学堂算学、理化教习，时间4年。足立喜六为日本静冈县人，生于年，卒于年。土木工程技术者、数学家。这位足立喜六先生还喜欢摄影，他拍下了不少西安的老照片，特别珍贵稀罕，给西安留下了影像记忆，让我特别敬重他。足立喜六先生于年出版了《西安史迹研究》一书。此书是其研究汉唐长安旧迹的一部专著。此书配有照片张，插图38幅。对当代学者研究古代长安有较高的参考价值。我们每一个西安人都应该记住这位国际友人足立喜六先生。
二
辛亥革命时陕西高等学堂停办。原西安府“考院”地址被分为南北两部分。
南半部占的面积较大，这里民国元年（年）开办了“秦省第一中学”，民国二年（年）改为“西北大学预科”，康寄遥任校长。民国四年（年）预科停办，改为“省法政专门学校”。
南半部朝南邻的街叫东厅门，明以前，此街在唐皇城东外侧，城河遗址因有六处积水处，得名六海坊。明朝陕西行都司署，俗称兵马指挥司，设于今西安高中院内，俗称军厅。清初改为清军同知署即清军厅，乾隆三十二年（）改称库厅，同治年改北大街另设军厅，此街遂改东厅门。因清代咸宁县在东，当时清军厅同知署和咸宁县初级审判、检察两厅设于此街，故得名东厅门。
王桐龄写于年的《长安之观察》文中有：“西北大学，校之北门在东大街，有基址六十余亩，房屋七百余间，系前清末年省立大学堂故址，旋降为高等学堂，民国成立，改设西北大学预科，旋改为法政专门学校，十二年（）九月复改设西北大学。大略分为二部：南半为西北大学，北半为陕西教育厅、教育会、水务局、林务处。”“房屋系中国大四合式，院落周围有回廊，既壮观瞻，又避风雨，其优点一也。院落宏敞，树木甚多，空气清新，颇足怡情悦目。”
年1月，驻陕西督军兼省长刘镇华将原陕西法政专门学校与李仪祉先生所办水利道路工程学校合并，改名为“国立西北大学”。在这一年7月，鲁迅先生曾被邀请在这里讲学，讲的是《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当时鲁迅住在教师宿舍北院，他住过的屋子30年代被学校建成鲁迅纪念馆。
和鲁迅一同被邀请来学校讲学的有北京大学前理学院院长夏元琛，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桐龄、林砺儒，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蒋廷黼、哲学系教授陈定谟，东南大学国文系教授陈钟凡、刘文海，《北京晨报》记者孙伏园等国内学界名流。
在这所名字改来换去的学校中，先后执教授课的有“与南章章太炎并称北景”的景梅九先生，年在陕西高等学堂任教。杰出的散文家、诗人、学者、民主战士，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五四”时期重要的作家之一的朱自清；有中国著名的教育家、北京师范大学校长林砺儒；近代著名思想家和教育家王凤仪等著名学者。再有教育家、政治家，建国后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黄炎培；原国民党陆军二级上将，建国后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的张治中；《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等爱国民主人士，均来过学校讲学、讲演及从事学术活动。
张季鸾与于右任、李仪祉并称“近代陕西三杰”，让你想不到的是，这“三杰”全与西安高中有关系。于右任参与创办西高前身的西安中山学院，李仪祉年任过校长，张季鸾在西高讲过学。
这是年1月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于右任先生会同共产党人刘伯坚、刘含初、杨明轩、李子洲、刘志丹等，在原西北大学旧址基础上创办“西安中山学院”，学院还占用了北半部部分地方。邀请邓希贤（邓小平）、魏野畴，苏联顾问乌斯曼诺夫、谢依夫林，及爱国民主人士惠有光、邓宝珊来学校讲学。
还有梁午峰，他年由西北大学预科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年任陕西省女子师范学校校长。年在省立中山中学任教，不久中山中学高中部并入中山大学，被任命为中山大学注册部主任。其后一直在陕西省教育厅任处长、督学主任等，西安解放后，梁午峰为陕西省图书馆首任馆长。
西安中山学院学员大都是陕甘两省各地中共党组织保送的党员、团员和革命青年，以陕北绥德第四师范、榆林中学和关中三原地区送来的学生最多，全院学生多人。学院名义上是国民党办的，实则由共产党掌控。主办人刘含初，既参与成立国民党省党部，任常务委员（与赵葆华、杨明轩共同主持工作），实际上他是中共党员。学院的组织、人事领导，全部由中共党员担任。院部下分四个学习运动班：妇女运动班、军事政治运动班、党组班、农民运动班，并附设有农民运动讲习所。以后还成立了暑假教育人员训练大队（由各中学学生组成）。中山学院不分男女一律过军事生活，每天出操，进行军事训练，而主要是学习革命理论。当时“西安中山学院”为陕西省的革命工作培训了大批干部。其中就有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后因“高饶集团”而下台的高岗。
“五四”运动后，这个最高学府领导着西安的学生爱国运动。记得年在一次反对日本侵华二十一条，收回青岛等失地的爱国示威大会上，学生们发表讲演，恸哭流涕，义愤填膺。法政学校学生谭再宽咬破手指，用血写了“还我河山”四个字，群众的爱国热情极为高涨。
三
年冯玉祥部下石敬亭解散西安中山学院，成立“中山大学”，内设文预科和应用经济专科。
年4月《新西北》双月刊在中山大学创刊，由西安中山大学出版委员会编辑，系该校校刊。“创刊号”发刊词中称：“我们办这个杂志有两个目的：一、西北为中国民族发祥之地，文化开发最早，想把固有的文化，整理而阐扬之；二、西北科学幼稚，物质文明落后，想把欧美的科学知识，灌输于一般民众。譬如有一块肥沃的土地，再种上些美丽的佳果，将来定可得到很好的收获。”该刊在创刊时，陕西省政府代主席宋哲元还为其写了祝词：“大学为国家最高学府，其目的固在阐明学理，探新知，促进科学的发展。……西安中山大学成立未久，规模大备，今其师生特于讲习之余，发刊《新西北》杂志，将以阐扬西北固有文化，促进西北物质文明，用意之盛，至堪钦佩！”
再有，中山大学还办有一份《社会学》月刊，《陕西省志报刊志》载：《社会学》月刊，系余天休主办，西安中山大学出版部发行，在西安于年1月出版第3卷第1号。由此推算，该刊创刊当在年。余天休在其《本杂志经过及其将来》一文中写道：“社会学在我国学术上所占之地位甚为幼稚，……休自民二以还，即追随国外先知研磨该学，民九返国，即讲学于燕都，民十创办社会学会，民十一创刊《社会学》杂志……本杂志曾出刊三年，刊登极有价值之中英文论文不下百余篇，每期分销余份，此亦一时之盛举也。今者本刊重新出世，仍本公开主义，提倡社会学术，讨论社会问题，凡对于社会学有关系之著作，一律欢迎。社会学在我国来日之发展，实无可限量。”
年1月出版的《社会学》第3卷第1号要目有：余天休《中国现代社会之根本问题》、陈兆畴《中国政治家的分类及其历史的背景》、郝照初《旧马尔萨斯主义》等。
这两份刊物《新西北》与《社会学》，可见西安中山大学学风之盛。
杨虎城将军主陕后，年，为振兴陕西教育，将“中山大学”改组为国立西北大学，后以诸多限制，转而改为“陕西省立高级中学”。年，学校更名为“陕西省立西安高级中学校”，简称“西安高中”。从此，校名虽多有变化，但“西安高中”之名用到了现在。
“九一八”事变后，西安高中与西安师范的进步学生代表，一直领导着西安学生的抗日救国运动。年寒假后，西高学生反日救国会组织全市中学生，集会在南院门的“国民党陕西省党部”门前请愿，要求抗日。翌年4月，他们参加了驱逐省教育厅厅长李范一和驱戴季陶运动，发生了“四二六”惨案。所谓“驱戴运动”，具体是年3月，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戴季陶来西安考察，其间贩卖“不抵抗主义”，企图欺骗学生，破坏反日运动。戴季陶到西安后，他向主持陕政的杨虎城提出，要对各校师生“训话”，被杨虎城婉言谢绝，但戴坚决表示了非讲不可。4月25日准备在民乐园礼堂向西安各中学学生讲演，于是，24日下午在省立高中召开各校活动积极分子会议，决定组织学生，届时相机发难。因此戴开讲不久，学生即倒掌不断，纷纷向台上递纸条，不断提出质问。后发展到高呼口号“打倒狗委员戴季陶！”“打倒卖国政府！”“戴季陶滚回去！”，并以砖头土块砸向主席台……。26日，举行全市中学生大规模的驱戴反日大游行，这才引发了“四二六”惨案，学生与弹压的军警发生流血冲突，50多名学生遭逮捕。
由于时任陕西省立高级中学校长黎睛岚阻止破坏“驱戴反日”运动，压制学生爱国热情。年学生又起来驱逐黎睛岚。黎被驱逐后，继任校长为李仪祉先生，学校附设水利班。但李任校长只是挂名，校务工作直接由教育主任唐得源负责。年李仪祉辞去校长，由唐得源接任。年唐赴美国留学，继任校长为李伯恂，教育主任为亢心栽。年因避日机轰炸，迁校陕南洋县，此时由王捷三先生任校长。
年与年西安高中的学生们又积极参加抵制日货和反对日本侵略我华北的救亡运动，上街宣传，抵制日货，积极募捐；对华北抗日军队进行慰问。影响最大的活动是年上半年成立“民先队”组织。当时领导人有李连璧、曹冠群，即时成立了“西安高中学生救国会”，参加了“西安学联”，此组织由中共地下组织领导。在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的当天，全市各大中小学有组织地进行了大规模的游行请愿斗争。当时领头人有西安高中的李连璧，西安师范的蒲望文（苏一萍），西安一中马骖，东北大学的胡景和。数千名学生组成游行队伍到西北剿匪司令部、陕西省政府、西安绥靖公署门前集会请愿，大家高喊“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因政府各部门的敷衍和毫无诚意，被激怒的学生遂决定进军临潼，直接向住在华清池的蒋介石请愿。队伍到中正门，城门早已被军警关闭。群情激奋的学生决定出中山门，徒步向临潼进发。蒋介石到西安可不是单纯来休养的，他是专门督促张、杨剿共的。当时西北上空的内战气氛日益浓烈，可以说战云密布。此时的蒋介石闻讯后，立即下令派兵在东郊十里铺、浐河桥一带堵截，且扬言“格杀勿论”。
学生队伍行至东郊苗圃（今苗圃路）附近时，张学良将军驱车赶来，劝阻学生，他站在一个大冢上，饱含感情对学生说，“我张学良有国仇家恨，决不愿作亡国奴，我愿作学生们的总代表，向蒋委员长请愿，请大家相信我，三天之内用事实回答大家。”于是三天后爆发了“西安事变”。
关于张学良对学生这段讲话，还有不同版本。《民国西安词典》记载：“我张学良是国家的军人，不是蒋介石的走狗。我决不辜负你们的救国心愿，决不欺骗大家，一星期内，我用事实作答复。如果逾期欺骗大家，我张学良甘愿你们群众在任何地方把我处死。”差别最明显的是一个是三天之内，一个是一星期内。
曾就读于西师附小、省立第一初级中学、省立高级中学的杨觅楠参加了这次进军临潼请愿活动。他在自传中较详尽地写到这次活动的过程，并总结了四点：“1，游行学生们出了城朝临潼进发时已近黄昏，行进中有一多半同学因饥饿疲惫或预感到危险陆续离队回家。2，游行队伍行进到接近东郊十里铺时只剩下不足三百学生，此时张学良和一位秘书乘黑色小轿车从后面追上游行学生。3，张学良当时身穿藏青棉袍，站在路边的土堆上给学生们讲话。讲话内容除过保证三天之内给学生们答复以外，还明确告诉学生再向前走有危险。4，在学生行进前方约二百米外埋伏有许多荷枪实弹的士兵，他们身影恍惚枪刺闪动。”
关于这个问题，我的文友封五昌兄专门写有考证文章《三天之内用事实答复你们》。封五昌先生一次参加西安市民盟文史资料委的会上，听到了主持会议的当年亲身参加请愿的原西高学生刘济光先生说：“我就在请愿学生队伍中，听得清清楚楚，看得明白。”是“三天”之内，“当时张学良将军举起右手竖起了三个指头。怎么会是‘七天’呢？”后来封老兄还专门访问过他的老师黄云兴，当时黄云兴在西安高中上学，是《救亡线》主编。也参加了当时的学生请愿游行。黄云兴先生专门写了《“西安事变”片断纪实》一文，关于“三天之内用事实答复”，黄云兴说：“当时张将军的豪言壮语我听得清清楚楚。”他还说：“关于这次大请愿的记述中，有人把‘三天之内’记为‘一周之内’，可能记错或以为张将军有意对自己的承诺留有余地，而忽略了张将军在激奋之中发自肺腑的真言。”依此看来，反而是《民国西安词典》记载有误，让人深感遗憾！
黄云兴的文章还有：为了宣传“西安事变”的真相，使张、杨“八项主张”家喻户晓，西救会于事变第二天下午，在西安高中理化教室召集了二十多个救亡团体的代表商讨召开西安市民大会事宜。由上海回西安的电影界知名人士周伯勋主持会议，杨明轩先生向与会代表讲解召开市民大会的重大意义，遂即推举西救会、市学联会、文化界协会、文化周刊社、陕西援绥战地服务团、西京中等学校教职员联合会、东北大学校友会、东北民众救亡会、东北义勇军眷属代表团等九个团体负责筹备。……十二月十六日上午十时，三百多个团体十万多群众从四面八方奔赴会场（革命公园门前广场，现市体育场）……当时万旗摇动、万臂高举，口号声振天动地，“西救会”宋绮云主持大会，杨明轩报告召开大会意义，接着敦请张、杨二位将军讲话。……这次大会真是万人空巷，盛大空前，从所未见，从慷慨激昂的呼啸中，充分表现了西安人民反对内战，要求抗日的爱国激情。”
四
在陕西教育史上，西安高中声名显赫，以治学严谨而著名。由知名学者、教育家先后主持校务。
据“西高”校史载，校长中名人不少，有傅铜（年至年）、刘含初（年）、李仪祉（年）、王捷三（年），以及亢心栽（年至年）等。虽然今天之西北大学和西安高级中学同出一脉，但严格说其中的傅铜应是西北大学的校长。
亢心栽和杨虎城将军关系非浅。年亢心栽被陕西省政府主席杨虎城选派赴美国留学。年初回国，先在杨部担任秘书，后在陕西省教育厅任督学兼编辑，年任西安高中教务主任。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逼杨虎城出国考察，亢心栽不畏惧当时险恶环境，慨然出任杨虎城将军秘书，于年5月随杨出国。卢沟桥事变后，他急切想回国参加抗日战争，是年11月底与杨将军一起返回，共赴国难。抵香港，杨被蒋介石囚禁，亢心栽得王捷三信任，仍回西高任教务主任。王捷三升任教育厅厅长，委他为西安高级中学校长。
《民国西安词典人物》载：西高校长侯良弼“民国二十九年（）八月至三十八年（）六月任陕西省立西安高级中学校长。战争年代频繁迁校，仍艰难维持教学活动。任西高校长9年里，国共两党在教师和学生中活动较多，斗争激烈，使用严格手段约束教师和学生，反对三青团在西高建立组织，反对国民党在西高发展学生党员，也力图将共产党拒之门外，以免学生过早介入党派之争而耽误学业。民国三十五年（）春安排学生照常上课，使当局精心策划的西安第二次“反苏游行”流产。侯良弼治学严谨，学识渊博，与侯培仓、段绍岩、关中哲被时人誉为“关中四大才子”。民国三十八年（）六月二十八日西安市军管会接管西高后被免职，一度赴香港，旋返回西安参加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年“镇反”运动时，被以“大学阀”、“反革命”罪名判处死刑。而侯良弼先生这段经历，西高校史并未详细记载。原因应该是回避侯良弼先生被政府镇压这一史实。但我们可以从《民国西安词典》的记载中看到，侯良弼先生是一位正直的学者和教育家。
一百多年来，西安高级中学一代一代的教师，也不乏名重一时的名流大腕，可以说名师云集。
例如，李瘦枝先生，“西安事变”爆发时，李先生任西安高级中学训育主任。他家住西高对面，经常在校与学生接触。并讲授历史课，兼任“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委员。率领学生参加纪念“一二九”周年请愿游行，反对内战，要求抗日，迎来了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事变和平解决后，经西救会主要负责人杨明轩、原教育厅长李寿亭等人倡议成立西北教育界救国大同盟，简称“抗盟”，李瘦枝是主要成员。后任过三原中学、兴国中学校长，掩护了不少“抗盟”同志。如朱茂青、赵曼青、武伯纶、李一青、袁若愚等。《民国西安词典人物》载：“年2月被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任命为陕西省高等教育局副局长。”
罗常培先生，语言学家、语言教育家。与赵元任、李方桂同称为早期中国语言学界的“三巨头”。
武伯纶先生，陕西文博事业的拓荒者、西北历史博物馆馆长。
袁允中先生，秦腔剧作家，其创作改编的《五典坡》《刘婵金》《状元媒》久演不衰，成为三意社的保留剧目。
郑竹逸先生，20世纪40年代西安世界语活动的核心人物。先后任陕西省一中、二中校长，陕西省京剧院书记，陕西省图书馆馆长等职。
值得一说的是著名作家柳青，于年夏，考入西安高中。我的朋友，西安市文联同事、文史专家王民权，曾在档案局工作时，一次查阅西安高中档案，竟发现了柳青的学籍档案，他上学时的名字为刘蕴华，兄长刘春园当时在西安高中当教师。柳青成长路上都得到了兄长刘春园的帮助，上米脂东街小学时，他大哥就是这所小学的先生，他考上绥德师范，考上了榆林省立六中，全是大哥资助的。而柳青考入西安高中也离不开他大哥刘春园的资助和人脉关系。榆林离西安这么远，在那个年月穷家子弟的柳青能考上这么重要的名校，试想一下，如果没有在西安高中任教的大哥，那一切可以免谈。再有，柳青当年的学习成绩很优秀，尤其是英语得91分，竟是全班第一。王民权为此撰写几篇文章，集中发在年的《中国档案报》《陕西档案》《西安档案》上。
而柳青在校期间开始业余文学创作，写散文、诗歌，翻译外国短篇小说，不断在报刊上发表。年，“一二九”学生运动燃及西安，他积极参与游行示威，宣传抗日，呼吁“停止内战”。当时，柳青是西安高中学生会负责人，担负学校高中学生刊物《救亡线》的编辑。
《救亡线》年上半年出创刊号，后遭查禁。年10月为纪念鲁迅逝世而出复刊号，主编黄云兴。
西安高中还有一份《播种者》刊物，年1月25日创刊。陕西省立西安高中、西京市中等学校教职员救国联合会编辑。该刊是抗日救亡的刊物，以抗日救国作为当前西北知识分子的责任，以肃清汉奸，坚定群众抗日救国统一意志为宗旨。
我西安市二十七中初中同学杨劲汉给我说：他的父亲陈步澜在西安高中当过军事教官。陈步澜老先生与夫人杨敏霞黄埔军校武汉战干团毕业，抗日战争时参加过武汉、长沙保守战；在西安高中期间因经常接触西高进步学生，被中统特务机关拘留，后查不出具体事实才被放回。
五
年9月西安高中更名为陕甘宁边区西安高级中学，并将当时兴国中学、中正中学部分学生并入。年改为“西安市二十中学”。年10月恢复“西安高级中学”校名。校址位于陕西西安东厅门街85号。年，学校搬迁至渭滨路北段西安高级中学新校区。
作为百年名校的西安高级中学，精英会聚，人才辈出。
辛亥革命先驱惠春波也曾由西高前身的关中大学堂毕业。惠春波，原名象贤，长安人。清廪庠生，由井勿幕、郭希仁介绍入同盟会，与康寄遥、惠甘亭等创设两等小学于帝君庙，鼓吹革命。辛亥西安光复，任军府军需及亲卫队管带，旋升标统。他与张凤翙不但是小学同学，而且是同年同月生，他们是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与挚友。辛亥革命，他们同时参加西安起义，惠春波任混成旅旅长，以后还任过当时政府的警察厅厅长、财政厅厅长等职。
辛亥革命西安起义次日猛攻满城时，惠春波就亲临前线参与战斗。当时清廷前陕甘总督升允，潜入甘肃兰州，又被委以陕西巡抚兼管军务，调甘军进攻陕西，连陷邠州、长武，凤翔、乾州，岐山告急，由兵马大都督张云山率部堵截，张风翙亲赴一线指挥，委惠春波为标统，同往乾州投入激烈战斗。其间身先士卒，身负重伤，由马弁高鹏飞背负下战场。惠之英勇，甘冒枪林弹雨，不惜流血牺牲之气慨，给前线战士以极大鼓舞。当时《三秦英雄复汉歌》唱本中有：“大统领带队伍西路巡变，惠春波作先锋一马当先。”西路亦有民谣说：“要得甘军殁，除非惠春波。”
还有，年“二虎守长安”的危难时刻，惠春波曾受命冒死出城，与军阀刘镇华谈判，大义凛然。惠春波因酷爱秦腔，创办了西安最早的秦腔剧团榛苓社，培养扶持了一批优秀的秦腔演员，如秦腔正宗李正敏，以及何振中、沈和中、颜春苓等。和张风翙一起创办了菊林小学与中学。
据该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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