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与罗马”这个话题如今被广泛探讨的程度，超乎想像。它甚至被做成了电脑游戏。的确，作为东西方的两大非凡帝国，当时相对封闭的信息传播条件下，竟然能产生出的两极，后来人不能不慨叹历史的大巧合。伟大的事物总有其相似的地方。虽然东方和西方互相隔绝善，但面对永久性的问题时，人类的举动却没有太大的区别。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行动者们做的是类似的事业，思想者们思考的问题也大致相同。从王朝寿命上看，汉帝国繁荣了将近4个世纪，约相当于罗马帝国的统治时间。就辽阔的领土疆域来看，汉帝国也与罗马相似。汉初，帝国主要集中精力恢复国家的力量和巩固王朝的统治。但是到了好战的皇帝汉武帝时期，帝国的疆域大大地向四面八方扩展。南面的部落地区被并吞，最大的扩张发生于西面，中国的探险队穿过中亚，与印度西北部的贵霜帝国建立了联系，从而大大增加了取道丝绸之路的贸易量。就人口数量上，汉帝国也可以与罗马帝国相比较。公元1年的人口调查表明，汉帝国有万户人家，总人口是万人。而奥古斯都（公元前27~公元14年）时期罗马帝国的人口据估计是，在欧洲有至万人，在亚洲要稍微少些，在非洲有不到万人。（数据来源：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西方学者墨菲在《亚洲史》中写道：“中国和罗马这两个在领土大小、发展水平、国力和成就方面都相近的帝国，除旅行者讲述的故事外，基本上互相不了解。如果中国人与罗马或印度帝国及其先进文明有过接触，他们很可能在这种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一种不同的更开放的对待外部世界的态度。与中国一样，罗马和孔雀印度都修建了道路、堤防和规划完善的城市，在扩张主义的世界性体系下融合了不同的文化，与自己帝国边境的‘野蛮人’进行斗争。三国之中，汉帝国最大也可能人口最多和最富裕，尽管它的文化发展水平和技术成熟程度也许与古印度和罗马相当。”中国早在战国时代，在武器方面就追上了世界的步伐，到了汉代，武器装备更是领先于世界，中国冶金术令罗马人自愧不如。武器的种类也十分繁多。从攻城类到野战类划分极为详细。随着它的消失，适用于马战的武器繁盛起来，从骑兵用的槊到步兵的弓弩，无不是针对马战产生的。而且出现了用于迟滞敌人的武器。罗马的冶金术虽然逊于汉朝，但罗马军队的武器以沉重著称，这表明罗马军的体力要胜于汉朝的农兵。罗马的威力同样在于野战，不过罗马人是以步兵闻名的，骑兵在罗马军队中的作用似乎只是突袭和追击。罗马的主要武器是剑，远程武器主要是标枪和飞镖。罗马军的主体在共和时代是普通的公民，政府不必提供武器。到了帝国时代，雇佣军是罗马军的主体。罗马拥有大量的常规部队，在早期，费用可以由战败国来补偿，而到了中后期就成为国家的极大负担。不过物有所值，雇佣军的战斗能力比起一般的公民要强许多。关于汉朝和罗马有没有可能发生过直接的交锋，墨菲对此持肯定态度，他指出，在中亚塔什干附近的塔拉斯河两岸，汉朝军队击溃了包括一些雇佣军的匈奴联军。根据中国史书记载，这些雇佣军可能是罗马帝国派来的援军，因此中国人也许看到过罗马士兵——用盾牌交搭头上以避箭矢的龟甲形连环盾编队，这可能是中华帝国与罗马帝国惟一一次直接接触。由此也引申出另一历史之谜。据说，公元前53年，古罗马“三巨头”之一的克拉苏率领大军东征安息，在卡莱尔（今叙利亚的帕提亚）遭到安息军队围歼，统帅克拉苏阵亡，罗马军团几乎全军覆没，只有克拉苏的长子率领第一军团六千余人突围，以后却神秘地失踪了，成为罗马史上的一桩悬案。经过中外学者的研究，这批古罗马人后来在中国西北建立了一个城市——骊靬。有的学者在《汉书·陈汤传》中发现，公元前36年，西汉王朝的西域都护甘延寿和副校尉陈汤，率领四万将士西征匈奴，注意到匈奴单于手下有一支奇特的雇佣军，其独特的阵法、战法带有古罗马军队的特色。这支军队可能就是失踪的罗马第一军团。值得注意的是，后来河西地区突然出现了一个叫做“骊靬”的县，修建了骊靬城堡。史学家樊树志在《后汉书》中找到佐证：“汉初设骊靬县，取国名为县。”骊靬是汉朝对罗马帝国的称呼，所谓“取国名为县”，就是用罗马国名为县名。失踪的罗马第一军团的后裔，以后就在这里繁衍生息。骊靬古城位于今甘肃省永昌县，现在只留下一些遗迹。据考古学家研究，骊靬遗址的古城墙是“重木城”——城墙外加固重木，这种防御方式是古罗马所独有的。当地的村民带有欧洲人的体格特征：个子高大，眼窝深陷，头发呈棕色，皮肤呈深红色。最有意思的是，村民至今保留了古罗马人的斗牛遗风。这一骊靬之谜，如果得到证实，可以再现二千年前世界上东西方两个帝国之间的密切关系，再现过去和现在之间的对话，让历史的魅力显露得淋漓尽致。和其他学者一样，樊树志认为，要解开这一谜团，历史依据尚嫌不足。汉以募兵制渐代征兵制，使国家军力遭到削弱。应募者对将领的人身依附关系加重，演变成私家部队，造成地方势力膨胀，为军阀的形成提供了方便。中叶以后，外戚任大将军者操纵国政，把持兵权，成为朝廷最高军政长官。至帝国后期，地方牧守权力增大，在镇压农民起义过程中产生大大小小武装集团乘乱崛起，致使国家重踏分裂。
当黄巾叛乱爆发时，灵帝组建西园军。在平定叛乱的时期，许多私人都已开始招募自己的部队。西园军是使这些部队得到某种合法化，保证他们能为皇帝去作战。公元年的最初几个月，当起义军威胁到京师时，派去打仗的竟不是西园军，而是一位带领私人军队的大臣。当灵帝弥留之际，董卓已进到距京师的东北约80英里处，待机“以观时变”。汉帝国实施的是全国皆兵制，但是一旦战事发生，却总是不够用。缘何？钱穆认为：“全国皆兵制，在中国论，一则军队数量太多，二则训练太简略，调动不方便，结果全国皆兵，弄得有名无实，一旦起了问题，还是解决不了。”汉初设“太学”，全国独一家。这里面的学生，考试毕业分两等，甲科出身的为郎；乙科出身的为吏。郎官是属于光禄勋下面的皇宫里的侍卫，依旧例，凡做二千石官的，他们的子侄后辈，都得照例请求，送进皇宫当侍卫。待他在皇帝面前服务几年，遇政府需要人，就在这里面挑选分发。而考乙等的，回到其本乡地方政府充当吏职。不难发现，这一制度，虽非贵族世袭，但贵族集团，同时便是官僚集团，仕途仍为贵族团体所垄断。察举制从制度上讲，还是比较严谨的：不仅有科目、有考察、有评议，而且还有考试，甚至还有连坐制度。正如钱穆所言：日子久了，好制度也会变成坏制度。察举制的主要缺陷在于标准比较笼统，考试不够严密，给徇私舞弊者以可乘之机。特别是推荐人实际上掌握着选人的主动权，所以公卿守相，多把自己的门生故旧举荐上来，造成风气日坏，东汉末年士家大族势力崛起，士大夫及门第由此形成。汉末，民间流传的谣语云：“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策良将怯如鸡。”而汉武帝时还允许“酷吏”杀戮某些豪强及其徒党，借以抑制豪强的过度横行。酷吏之一的宁成，革官回家，发誓说：“做官不到二千石，经商不到黄金一千斤，不能算作人。”他强占水田一千多顷，奴役贫民数千家，不多几年，积钱数千万。人都怕他，说：“宁愿碰见母老虎，不要碰见宁成发怒。”汉高祖刘邦吸取了强秦死亡的教训，在汉初采取了“轻徭薄赋”的政策。“轻徭薄赋”和“与民休息”的政策，调动了广大农民生产的积极性，经过70余年的经营，神州大地出现了所谓“文景之治”的盛世。但是，享受繁荣之果的人，不是农民而是地主和商贾。汉景帝末年，地方官府的仓里装满了粮食，库里装满了铜钱。朝廷所藏的钱，积累到好几百万万，钱串子烂了，散钱无法计算。朝廷所藏的粮食，新旧堆积，一直堆到露天地上，让它腐烂。实际上，帝国从汉武帝开始已经出现了财政问题。好战的汉武大帝虽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胜利，但是帝国的资源因此耗费过度，引发了危机。为了应对危机，他采取了种种措施，包括货币贬值、出卖官爵和重建国家对盐铁酒的垄断经营。虽然在他统治期间，他仍能设法对付支出，但他的后继者们由于纳税自耕农的数目下降而陷入困境之中。两汉交替的长期战乱，许多旧贵族和大地主被消灭，因此在王朝复兴的初期，税收是足够的。但是纳税农民很快又被压榨，于是，向下的螺旋运动又一次开始了，恒帝、灵帝时“加亩税十钱”。帝国末年，大地主们公然蔑视政府，他们逃税，并用各种合法和非法的手段来扩大自己的地产。无依无靠的农民们为了逃避蛮族入侵者或政府税吏，只好沦为地主们实际的农奴，以求经济和人身的保障。对于财富失控的根源，钱穆认为是“土地问题没有解决，形成兼并，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足之地，使政府的减轻租税政策，全失功效。”正如前文叙述的，汉帝国找到了统治子民的密码。帝制意识形态的立场经过综合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际上所谓“儒术”经过了别有用心的修改。“扩展之后又延长，以至于包括了有利于中央集权官僚政治所必需的种种理论与实践的步骤。孔子所提倡的自身之约束，待人之宽厚，人本主义之精神，家人亲族的团结，和礼仪上之周到等等全部构成官僚集团行动上的规范。孟子所倡导的人民生计与国本攸关也毫无疑问地被尊重。往重农桑贬斥商业原为法家宗旨，也一并拿来构成武帝御制意识形态之一部。其他法家的措施，如官方专利盐铁，以严峻刑法维持人民纪律也同样被袭用。”“更有很多信条，既不出于孔子之主张也不见于孔子语录仍被收纳于这体系之内。……笼统地称之为儒教，固然符合了某种目的，但其流弊则是一经摆布，今后两千年则再难以摇撼之。诚然，它所遗下之影响时至今日犹未衰竭。”（黄仁宇《中国大历史》）不管后世如何评价“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对于当时的统治来讲，无疑是成功的。汉帝国通过这一举措，在天下人民心中植入了所谓的正统意识，三国逐鹿，刘备凭借“正统”身份得天下，就是明证。对于有些人来说，魏王朝的建立一直不合法，因此它的违法性玷污了魏国的皇帝及其继承者。西方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深刻地指出：“以只承认一家学说为基础，这就产生一种顽固的正统观念，并引起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傲慢，而这些东西正是若干世纪后中国随西方的入侵而败落的一个原因。”西汉前期，农民与地主间的阶级矛盾，一般说，还没有发展到激化的程度，地主与商贾间矛盾也是和缓的。但是汉武帝对外连年大用兵，战争使国内各种矛盾都激化起来。
汉武帝为取得大量财物，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农民穷困破产，富人乘机大掠夺。董仲舒说：富人拥有大片田地，穷人连放个锥尖的地方也没有。农民在朝廷与富人双重剥削下，在全国范围内，普遍进行小规模的武装反抗，但还没有发展到大规模的武装起义，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汉武帝打击了一部分地主豪强和大部分商贾豪强，这些都是农民所痛恨的。汉武帝在临死前三年，表示对战争的忏悔，下诏说：“今天的要务在于力农。”封丞相田千秋为富民侯，用赵过为搜粟都尉，推行改善的农具和技术。这样，渴望休息的广大农民，开始稳定下来，汉朝统治也就转危为安。西汉末年的农民大起义是长期的社会矛盾发展的结果；王莽改制造成的混乱加速了大起义的爆发。起义军逐渐汇成为三大支，就是在今湖北地区的绿林军、山东地区的赤眉军和河北地区的铜马军等。光武中兴并没有解决社会的尖锐问题，东汉末年，广泛流传的歌谣：“发如韭，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吏不必可畏，小民从来不可轻。”预示着农民革命的大风暴即将到来。黄巾大起义引发各地的斗争前赴后继。黄巾大起义使东汉王朝的统治分崩离析，名存实亡。司马光把后汉的历史分为四大段。第一段是光武帝、明帝和章帝时期，每一个人——“下至虎贲卫士”——都经明而行修。和帝、安帝和顺帝三朝则缺乏此等优良风气。所幸的是，最初三位皇帝的遗化对高级官员仍在起作用，因而产生了许多优秀的政治家。他们往往拼着性命来防止国家的垮台。如果顺帝能有好的继承人，汉王朝可能会再度兴盛，但很不幸，顺帝之后却是接着“桓灵之昏虐”的时期。这几名皇帝不仅坚持其先辈皇帝的愚蠢，而且他们更进一步残害忠良，以致朝廷污浊，仇恨滋生。在最后阶段，汉献帝成了“乘舆播越”的游荡者。现代史学家雷海宗也认为：“汉和帝以下百年间是汉室逐渐灭亡的时期，也是古代中国大崩溃的开始。”和帝以后，天子多年少，基本上不掌握实权。灵帝和桓帝两朝甚至成了政治最黑暗腐败的代名词。诸葛亮在《出师表》里云：“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汉灵帝则兴趣不在国家大事，所以大权旁落于外戚、宦官。灵帝另一昏聩之处在于卖官鬻爵。灵帝朝卖官明码实价、公开招标。巨鹿太守司马直刚上任，朝廷就伸手要钱。司马直是个清官，决定辞官。朝廷不准，司马直只好在上任的路上自杀，临终前写下一份遗书，痛斥朝廷卖官，实在是祸国殃民，是亡国的象征！司马直死后朝廷卖官变本加厉。曹操的父亲曹嵩官居太尉，都是花钱买的。秦始皇没有解决的匈奴问题，到了汉朝，成为了入侵的常客。西汉前期，对匈奴实行羁縻政策，主要是汉匈“和亲”政策；可是这时的匈奴一再南侵，曾火烧汉朝的回中宫（在今陕西陇县），“烽火通于甘泉、长安。”迫使文、景二帝一面继续执行与匈奴“和亲”政策；一面储备军粮，增殖马匹，训练士卒，准备反击匈奴。汉武帝即位以后，开始对匈奴进行战争。从此，匈奴北徙漠北。汉自朔方，西至令居（今甘肃永登），以六十万吏卒屯田，加强防守。汉元帝以宫人王嫱（字昭君）嫁与呼韩邪单于，汉、匈从此友好相处。东汉，匈奴贵族为争夺单于继承权而分裂为南、北两大部，史称南匈奴和北匈奴。光武帝后期，北单于向汉求和亲，遭拒绝。明帝时，北匈奴又一再侵扰边郡，汉联合南匈奴及乌桓兵连续进击北匈奴。北匈奴一再被击败。两汉的灭亡都与天灾人祸直接相关。西汉汉哀帝时，鲍宣曾上书说：“当今农民有七种损丧：水灾旱灾，一损丧；朝廷横征暴敛，二损丧；官吏假公济私，贪得无厌，三损丧；豪强大姓，兼并不止，四损丧；徭役繁多，农桑失时，五损丧；主管乡里的人鸣起鼓来，农民不分男女，都得抛弃作业，赶到路上去搜捕盗贼，六损丧；盗贼掠夺农民财物，七损丧。单是七种损丧还好，更有七条死路：官吏任意打死人，一死路；刑罚苛刻，二死路；冤狱陷害无罪人，三死路；盗贼横行，四死路；报怨寻仇，互相杀害，五死路；饥饿无救，六死路；时疫流行，七死路。”平帝时黄河决口，淹了大平原的南部。许多人在两次水灾中死去，幸存者逃离了受灾区。在邻近地区，供应的物资不足以供养难民。饥荒蔓延，越来越多的人成了黄河几次改道的积累性后果的受害者。农民开始逐步地放弃大平原南部，缓慢地向南方迁移。沿迁移的路线出现了动乱，挨饿的农民结伙抢粮。东汉末年，豪强争霸，人祸不断，天灾也似乎特别流行。据范文澜先生《中国通史》记载如下：屠杀——年，董卓驱迫洛阳地区百姓迁往长安，沿路死人无数。洛阳二百里内所有官私房屋，全部被烧毁。年，曹操攻徐州，杀男女数十万口。年董卓死后，部将们连年互斗，烧毁长安城，关中居民数十万户，死亡略尽，长安成了空城，附近几百里内不见人迹。年曹仁屠宛。长安、洛阳、南阳三大城市全毁灭了。这只是几个例，其他屠城杀人，规模大小或有不同，残暴性却并无不相同。抢掠——曹丕叙述年以后豪强割据的情形说，名豪大侠，富室强族，都以讨董卓为名，纷纷起兵。大豪强占据州郡，中豪强占据县城，小豪强占据乡村，各依武力，互相吞灭。这种豪强军队在割据地内过着“饥则寇掠，饱则弃余”的野兽生活，他们等到生产彻底被破坏，人民饿死得差不多的时候，自己也就很难生存下去。袁绍军在河北吃桑椹充腹，袁术军在江淮吃蚌蛤过活，不久都溃败了。豪强占据州郡，到乡村象蝗群那样吃人民，吃完这一处再吃别一处，吃到无可吃时，即人民死亡略尽时，他们才算做完了事情。疫病——《续汉书·五行志》记汉灵帝时有五次大疫。大医学家张机在《伤寒论·序》里说，我的宗族原来很大，人数在二百以上，建安纪元以来，还不到十年，族人死了三分之二，伤寒病患占十分之七。让一族人死去三分之二的疫病，在《五行志》上并没有记载，因为它连年发生，不算是值得记载的大疫。汉献帝时大疫，据《五行志》所记是在年（建安二十二年）。曹丕说，那一年疫病，很多亲友遭了灾。曹植也说，家家有死人，室室有哭声，或一门尽毙，或举族灭亡。以著名文学家建安七子为例，孔融、阮瑀早死，其余王粲等五人都死在这次大疫中，可见丧亡确极严重。疫病是暴政战乱的自然产物（例如二一七年的大疫，从曹操攻孙权军中开始），它不是所谓天灾，它同杀死饿死一样是统治阶级制造的人祸。
荒唐陈叔宝“兵久不决，令人腹烦”同样是外戚篡权，杨坚之所以没有像王莽那样被历史扬弃，就是因为他做了一件最得意的事情——结束西晋以来长达年之久的分裂局面，使中国重新归于统一。杨坚得天下后，当时隋朝领域大体包括长江以北，汉代长城以南，东至沿海、西达四川的广大地区。北有突厥，南有陈国，客观上呈现三个政权并存的局面。杨坚夺取政权不久，内部不稳，虽有吞并江南之志，却也不敢轻易造次。本来，刚开始，杨坚只想同陈国搞好“睦邻友好关系”，因为当时陈宣帝在位。这位有作为的君主倒对杨坚不大在乎，也不约束陈兵侵略北境。杨坚正要光火，陈宣帝崩逝，“兵不伐丧”。偏偏陈国继任皇帝陈叔宝，又是出名的昏君。他只爱宫廷生活，每天沉湎在酒和女人之中，不问国家大事。他最宠爱的姬妾有八人，在经常举行的宫廷宴会上，每次都邀请十余位诗人，跟八位美女杂坐在一起，饮酒作诗，互相赠答。再挑选最艳丽的诗句谱成歌曲，由千余宫女歌唱，其中以《玉树后庭花》、《临春乐》为最有名，内容都是赞扬八位美女的美丽和风情。八位美女之中，陈叔宝尤其宠爱两位：张丽华和孔贵嫔。其中张丽华更是美人中的美人，秀长的头发可以垂到地面，光彩焕发。她性情宽厚而绝顶聪明，政府中大小事件，都了如指掌。陈叔宝头脑不清，凡事不太了了，批阅公文时，张丽华就常坐在他膝上指点。于是大臣透过宦官，跟她勾结，从而买卖官爵和制造冤狱。宰相孔范，则与孔贵嫔结为兄妹，引进一批很有才华但不识大体的官僚，像玩弄木偶一样，玩弄陈叔宝。面对如此君主，隋文帝觉得时机可行，就对大臣高颖说：“我是天下百姓父母，岂可限一衣带水而不拯之乎！”在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准备之后，杨坚遂于开皇八年（年）十月部署进军。任命晋王杨广、秦王杨俊、清河公杨素为行军元帅，指挥水陆军51．8万人，同时从长江上、中、下游分八路攻陈。当大军进逼长江时，陈叔宝听到消息，大笑说：“王气在都城，北齐侵略过我们三次，北周侵略过我们两次，都被击败，杨坚为什么不接受历史教训？”佞臣孔范在旁打边鼓说：“长江本是天险，自古隔断南北，敌人岂能飞渡？边将贪功，往往夸张战报。”有人报告消息说，隋军战马大批死亡，孔范愤怒地喊：“那些都是我们的马，为什么让它们死？”隋军进至江边时，陈将施文庆以元会（春节）将至，拒绝出兵加强京口（今江苏镇江）、采石（今安徽当涂北）等地守备。年正月初一，杨广趁建康周围的陈军正在欢度春节之机，指挥诸军轻而易举渡江。陈叔宝纳闷的慨叹：“兵久不决，令人腹烦！”遂决定孤注一掷，命令各军出战，在钟山南20里的正面上布成一字长蛇阵，鲁广达率部在最南方的白土岗列阵，向北依次为任忠军、樊毅军、孔范军、萧摩诃军。但陈军毫无准备，既未指定诸军统帅，又无背城一战的决心，各军行动互不协调，首尾进退不能相顾。很快一部溃败，全军随之瓦解。建康陷落，陈叔宝正在金銮殿上坐朝，听到敌人入城，急向后逃。大臣拦住他，建议他衣冠整齐，在正殿上等候变化。陈叔宝大惊说：“刀枪之下，非同儿戏，我自有妙计。”他的妙计是，跑回后宫，躲进景阳殿一口深井之中。隋军入宫搜索，在井上呼唤，不见回答，扬言要向井中投掷石头，这才听到应声。士兵们抛下绳索把他拉出来时，震惊怎么如此沉重，等到拉出井口，才发现竟然有三个人，除了陈叔宝外，还有张丽华和孔贵嫔。士兵搜查皇宫，在陈叔宝床底下，发现很多将领们向政府告急的十万火急文书，还没有拆封。真的是爱美人肯舍江山的顽主。
隋文帝认为“叔宝全无心肝”，一大家子没人能对隋朝构成威胁，所以没有杀他。事实的确如此，有一次，隋文帝东巡游幸，陈叔宝还献诗一首：“日用光天德，山河壮帝居，太平无以报，愿上东封书。”称颂隋文帝功德，表请封禅。隋文帝心中十分快意，他目送陈叔宝下殿时，又叹息说：“如果陈叔宝把作诗和喝酒的心思用于治国，又怎会有今天呢？”汉朝灭亡后中国经历了漫长而混乱的四分五裂的时期。汉民族陷入了长达三个半世纪的厮杀战乱之中。相仿于罗马帝国灭亡后的欧洲的黑暗时代。有史学家在评价大分裂时代时说，经过漫长战乱蹂躏的汉族已经消沉、疲惫、颓废、迷惘，中国已经接近死亡了，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已不是汉人，而是被汉人称之为蛮夷的民族。从这个高度出发，他们认为杨坚的这次大统一，拯救的不仅仅是河山，更是汉文化。所以，有人甚至把杨坚称为“历史上最伟大的帝王”。相比之下，陈叔宝尤显荒唐。杨坚登上帝祚不久，大杀周朝宗室文帝子孙25家，闵帝子孙及明帝子孙6家，武帝子孙12家。宇文的儿子宇文衍禅位后即被杀，时年9岁；宇文另外两个幼子还在怀抱之中，为斩草除根，也被杨坚诛杀。其余宇文宗室疏属，几乎为杨坚诛杀无遗，成千上万的凤子龙孙均于一年多内惨遭屠戮。开皇六年，又把三个老朋友刘昉、梁士彦、宇文忻一并杀掉，殃及其子辈。这些巩固帝祚的血腥屠杀，使得杨坚给后人留下了一个“沉猜阴狠”的印象。其实，对于一个帝王来说，夺天下只是基业常青的第一步，如何治理天下才是最为关键的。在治理天下上，杨坚为之献出了他的余生，可算是一位有为之君。《尸子》曰:“德者，天地万物得也；义者，天地万物宜也；礼者，天地万物体也。使天地万物皆得其宜、当其体者，谓之大仁。”德义礼兼备，就是大仁。杨坚对平民百姓实行宽仁的政策。即位当天，悉除北周苛政，大赦天下。长安城内万民欢呼雀跃，新贵名流欣喜若狂。长安东西两市一百一十坊，四面立邸，夜不闭户，彩光缤纷，载笑载乐，共庆隋皇朝之兴。北周的法律既残酷又混乱，“内外恐怖，人不自安”。在他的直接组织下，著名的《开皇律》诞生了。《开皇律》是在北魏北齐的刑律基础上，废除了许多酷法，减轻、剪裁了一些刑律删修而成的。律法明晰，比北朝先前的朝代宽明许多，并取消了枭首、车裂等酷刑（后来又被炀帝恢复）。其中有冤可以逐级上诉，直至皇帝亲自处理这项规定，是以前各代所没有的。日后著名的《唐律》，基本脱胎于《开皇律》。清初著名思想家王夫之对此大加赞赏，“今之律，其大略皆隋裴政之所定也。（裴）政之泽远矣，千余年间，非无暴君酷吏，而不能逞其淫虐者，法定故也”。隋文帝统一了币制，废除其他比较混乱的古币以及私人铸造的钱币，改铸五铢钱。度量衡在隋文帝时重新统一。杨坚特别注重奖廉惩贪。据史载，岐州刺史梁彦光治理本州“甚有惠政”。杨坚到岐州视察，对他的政绩十分满意，当即下诏予以嘉奖，并号召各地官员向他学习。汴州刺史樊叔略，由于在任内“甚有声誉”，遂升迁为相州刺史。在相州任上，他每当考核时，又都被评为政绩第一。杨坚非常高兴，也对他亲下玺书嘉奖，赐物３００段，粟５００石，颁示天下。赵轨任齐州别驾时，在职４年，“考绩连最”，杨坚又嘉奖他物３００段，米３００石，随后召入朝廷任职。当他离升齐州时，父老乡亲挥泪相送，纷纷说：“别驾在此任官，从不收受贿赂，犹如水火不相交，所以我们不敢以壶酒相送。您清廉若水，请饮一杯清水为您饯行。”赵轨双手接过那杯水，一饮而尽。杨坚闻听此事，又先后提升赵轨为硖州刺史、寿州总管长史，将他树为全国官吏学习的榜样。相反，对贪官污吏，杨坚则严惩不贷，毫不手软。杨坚的第３子、秦王杨俊，曾在灭陈战争中立过大功，颇受文武百官的敬仰，也深得杨坚的宠爱。后来却“渐奢侈，违犯制度，出钱求息，民吏苦之”。杨坚获悉此情，立即派人查办，杨俊不思悔改，仍旧我行我素。杨坚极为愤慨，毅然罢了他的官，将他禁闭起来。有人为杨俊求情，杨坚坚决表示：“法不可违！”还说：“以周公之为人，尚诛管、蔡，我诚不及周公远矣，安能亏法乎？”杨俊临终前遣使奉表向父皇谢罪，杨坚还是不宽宥，对使者说：“我戮力关塞，创兹大业，作训垂范，庶臣下守之而不失，汝为我子而欲败之，不知何以责汝！”杨俊既惭愧又畏惧，致使病情日益加重。开皇二十年，病死于秦邸。独孤皇后有位姑表兄弟，名叫崔长仁，官任大都督。他依仗自己和独孤皇后的关系，经常搜刮民财，索贿受贿，还逼死了７位年轻貌美的女子。杨坚闻报，遂将崔长仁判了死刑杨俊、崔长仁的下场，大大震慑了朝廷内外所有官吏。于是，贪污案件急剧下降，廉洁风气日趋浓厚。杨坚还很崇尚节俭，他曾教训太子杨勇说：“自古以来的帝王，如果奢侈就一定不能长久，你一定要厉行节俭。”开皇初有户三百六十余万，平陈得五十万，后增至八百七十万。隋文帝大行节俭之风，提倡储粮备灾，积谷防饥，故广设仓库，分官仓、义仓。官仓作粮食转运、储蓄用，义仓则备救济之需。隋朝的官仓、义仓储积粟帛为历朝之最，“资储遍于天下”，能供五、六十年之需。经过隋末天灾人祸，唐朝立国二十年后，隋朝在各地的库储尚未完全用尽，可以想见其数量的骇人之巨。义仓制度后世王朝都跟着实行。“七德既敷，九歌已洽，要荒咸暨，尉候无警。于是躬节俭，平徭赋，仓廪实，法令行，君子咸乐其生，小人各安其业，强无凌弱，众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欢娱。二十年间，天下无事，区宇之内晏如也。考之先王，足以参踪盛烈。”这就是隋书里的“开皇之治”。杨坚所兴隋帝国是经济最富庶的朝代之一，仅凭开皇之治就足以彪炳千秋，名传万载。于历史而言，杨坚堪称“大仁”之帝。
突厥崛起的时候，整个中原四分五裂，无比混乱，广大百姓都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本来，这几乎可以说是历史上游牧民族进攻中原的最佳机会。局面对突厥来说，绝对比后来蒙古南下灭掉宋朝更要有利。然而，倒霉的突厥，遇上了善用权谋的隋文帝和尚武喜战的隋炀帝。中原政治阴谋的历史远比游牧民族丰富，在隋文帝的一手策划下，突厥内讧更加剧烈，有限的精力和人力都用在了内耗上，实力大为削弱。后来在炀帝御驾亲征、铁血统治下，突厥始终难成气候，直到隋末乱世纷争时，势力圈终于变大，结果还被李渊利用，此为后话。汉朝之后匈奴分裂，南匈奴内附，逐渐汉化。北匈奴逐渐西迁，进入欧亚大陆，给当地的政治格局带去了剧烈的变化。匈奴的一些散支，依旧生息繁衍在他们的家乡——广阔无垠的北方草原。突厥人就是其中的一支。与中原作战失利后，突厥人迁居到金山（新疆阿尔泰山）之南，以游牧为生。当时柔然汗国强盛，突厥人不得不受其奴役，为他们充当“铁工”，但势力渐盛。公元年，突厥部落酋长阿史那土门，向柔然主求婚。柔然主不但不许，还辱骂道：“尔是我锻奴，何敢发是言也！”这一句话使柔然汗国遭到了灭国之祸。公元年，阿史那土门发兵击柔然，趁势灭掉柔然汗国，自号伊利可汗。自此，建立了突厥政权。突厥建国后，牙帐设在都斤山（今蒙古国境内杭爱山脉）。突厥人以狼为图腾，帐前大旗称“狼头大纛”，在漠北称雄一时。突厥初起时，中原正逢五胡十六国和南北朝的分裂和动乱时期，无力应付边防事务。突厥人强盛后，逐渐骄横起来，时时闯入中原劫掠财富人口。当时，北齐、北周都没有力量跟它抗衡，只好竞争呈献珠宝财货和公主美女，希望获得援助。突厥的木杆可汗就曾经骄傲地说：“我在南方有两个孝顺儿子，我想要什么，他们就会送什么。”隋初天下方定，不宜动武。隋文帝采纳了大臣长孙晟的建议——远交近攻、离间强部、扶助弱部，以谋攻为主，军事打击为辅。长孙晟到过突厥，熟悉突厥的情况，他的策略避免了大规模的用兵。突厥各可汗间很快相互猜疑，隋乘机出兵，坐收渔利。年，隋朝兵分八路反攻突厥。突厥本是一个靠军事力量在很短时间内建立起来的多民族国家，部落之间、民族之间经济、文化、综合能力的强弱参差不齐，各种矛盾在“可汗”的铁腕强权政策下被压制下来，随着突厥对隋朝军事行动的不断失利，突厥内乱，各可汗都遣使入朝，请和求援，但隋文帝一概不许，让他们继续互斗。年，阿波可汗的势力逐渐强大起来，号称西突厥。自此，突厥分裂为东、西两部。西突厥在阿尔泰山以西，东突厥则控制着东起兴安岭西到阿尔泰山的广大地区。公元５８５年，隋文帝遣使联络阿波可汗，表示对他的支持。这样，东突厥西面为西突厥所困，东面还有契丹的攻击，只得遣使来求救，请率部迁往漠南，寄居今内蒙呼和浩特市北部地区。隋文帝允许了他的请求，并命杨广出兵援助。东突厥得隋军援助，击败了阿波军。东突厥与隋定约，承认了隋皇帝为真皇帝，自己为藩属国，受隋保护。隋文帝册封其突利可汗为“启民可汗”，隋政府并迁其属民于河套等地定居。年，西突厥“达头可汗”在西突厥的国家内乱中流亡到中国的青海，最后不知所终。年，突厥始毕可汗部势力日益强大，威胁隋北部边境，突厥始毕可汗趁隋炀帝出巡北塞，率领数十万骑兵进行攻击。炀帝提前得到消息急返雁门。突厥始毕可汗率军进攻雁门，雁门郡41城被突厥军攻占39城，只剩雁门、崞县两地。炀帝被重兵包围，幸得可贺敦（可汗妻的称号）义城公主（隋朝公主）说好话，才被狼狈的放了回来。史称雁门事变。炀帝召各地隋军援救雁门。各郡援军汇集在忻口(今山西忻县北)。突厥始毕可汗得知隋各路援军到达，又得到北边有急的情报，九月撤军出塞，隋军乘机追赶到马邑，俘虏突厥余人后撤回，并收复雁门各郡。此后到唐朝李世民统一中国的时候，东突厥一直是盘踞在蒙古草原的一只强势的军事集团。以致隋末乱世时的军阀薛举、刘武周、梁师都、李轨、高开道、王世充，甚至李渊，为夺取中央政权都先后向东突厥“始毕可汗”俯首称臣，以换取东突厥的军事援助。统一是立国的生命，分裂是败亡的根源。历史上无数的事实证明了这一规律，隋与突厥的胜败变化就是其中一例。隋获得成功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国内统一，而突厥败亡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其内部分裂。统一与分裂造成了力量的转变。北朝时，齐、周分裂，争向统一的突厥进贡求援；隋文帝时国内统一，击败了分裂的突厥；隋末大乱，北方割据的势力又再次向统一的突厥称臣献礼，突厥给他们封号，助长其分裂的势力，借以坐收渔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