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博大、深沉的河西走廊这片土地上，有一座西路军纪念碑，就有一段曲折、感人的故事。
永昌县北郊著名风景区北海子东侧的教场山上，坐落着红西路军烈士陵园。由徐向前元帅亲笔题写的“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烈士纪念碑”高大雄伟，背倚教场山面向祁连山，汉白玉和白色瓷砖砌筑的纪念碑，身躯像一位白盔白甲、手执戈矛的纠纠武士，簇拥在祁连松中，双目炯炯有神地注视着脚下这片沃野。
雄镇河西走廊中部蜂腰地带的永昌县，是西路军西征中的主要活动地区。它位于武威、张掖之间，北临戈壁沙漠，南倚祁连山区，地势险峻，位置重要。年11月中旬，红西路军撤离景泰、一条山地区西进，执行党中央、中央军委赋子“建立河西根据地，连接新疆，确立战略后方，伺机打通国际路线”的战略任务时，其第一步战略目标就定在永昌地区，欲以这一区域为中心，建立起稳固的苏维埃根据地，东托陕甘宁苏区，西接新疆，担负起中国共产党西北抗日大后方的历史重任。
当时，西路军万余大军屯兵永昌境内。总指挥部驻设城关南街天主教堂，红三十军、红九军、总部直属部队及兵工厂、医院、服装厂、文艺团队分驻县境内村村寨寨(红五军余人进占山丹地区设防)。西路军在县城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永昌区政府”之后，又相继在村镇建立起12个基层苏维埃政权，广泛地发动群众，宣传群众，武装群众，活动达45天时间。西路军总指挥部在此发布《告全体指战员书》，号召全军指战员，团结一心，战胜一切困难，为执行党中央赋予的光荣任务而英勇奋斗！
举世瞩目的“西安事变”发生时，国内局势动荡复杂，在这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和我党、我军前途命运的历史关头，西路军万余大军集结于永昌地区，调动牵制了10余万敌人，有力策应了河东地区党中央和兄弟部队的军事行动，保障了党中央腹背安全和红军的战略通道，以一种不可忽略的战略机动力量，增强了我党与国民党抗衡和谈判的实力。“西安事变”在我党的努力下和平解决后，西路军奉党中央命令撤离永昌地区，继续西进，无数事实无可辩驳地表明：西路军指战员在创建永昌苏维埃政权期间，与敌激战30余场，余名指战员在这片沃野上流尽了最后一滴血。西路军以自身巨大牺牲奉献精神，以崇高的革命气节，忠实执行了党中央的战略部署，维护了党的整体利益和红军的战略全局，在永昌大地上演出了惊天地、位鬼神的壮烈一幕。
战永昌留下未竟志，举红旗自有后来人。后来人没有忘记先辈创业艰辛，从中吸取着巨大的精神力量，鼓舞自己沿着先辈开辟的道路，建设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年，凝结着全县人民意志和心愿的红西路军烈士纪念碑矗立起来了，陵园落成了。而这座纪念碑和烈士陵园，却与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剿匪”作战中英勇献身的18位烈土有着一段难分难舍、息息相关的演变史。
年下半年，强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在彭德怀率领下靡兵西北，横扫蒋马匪军。著名的“八·二六兰州之战”，我军一举攻克马步芳匪军固守的兰州城，敌主力遭到毁灭性打击。攻克兰州之后，我军乘胜向西挺进。当年，西路军与蒋马匪军交战过的河西走廊上，红军的后来人高擎战旗奋勇前进，数十万敌军或死，或降，或逃，溃不成军。历经千百载兵甲格杀的古道上，烽烟滚滚的岁月从此消失了，河西走廊终于回到人民的手中。
蒋马匪军溃败之际，部分残兵败将和散兵游勇纠集成韭，逃进了走廊两侧的大山和荒漠之中，继续与人民为敌。当时，在甘肃、青海交界地区、活动着以原国民党凉州专员冶子明、马家军营长马成良、惯匪申麻子等为首的多股武装土匪，还有从新疆流窜河西的乌斯满、尧尔乐斯等股匪，成立了所谓“中国反共救国军西北纵队”，在武威、民勤、古浪、永昌一带流窜滋扰，狂叫“先打区政府，后取凉州城，再进兰州城”。他们大都活动在深山、戈壁及水草丰茂的草原，仗着熟悉地形，飘忽不定，来去无踪，抢劫成性，杀人如麻，时常袭击地方政府和解放军执勤人员，阴谋组织大规模暴乱，妄图颠覆刚刚建立的人民政权。
敌匪磨刀霍霍，我军厉兵秣马。年，驻守河西走廊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兵团三军密切注视着这一敌情。当时，三军的军力部署是军部驻张掖，七师驻高台，九师驻酒泉，八师驻防武威。担负永昌、民勤、古浪、永登、乌鞘岭一线的剿匪任务。三军军长黄新廷坐镇张掖，指挥部队“以军事清剿政治争取二者同时并重与发动群众相结合”的方针展开了剿匪肃特战役。
剿匪部队接连打了几仗，战果颇丰，但终因敌匪狡猾，熟悉路径，流窜性强，多次从我军的合围中逃脱，溃而未歼。原来这批惯匪专门活动在三叉路口，狡兔三窟，进可滋扰破坏，退可择路而逃.每人都备有两三匹快马，一旦发现我军踪迹，跳上战马，狂奔不止，累倒一匹再换乘一匹，如此舍马保命，得以数次逃脱我军打击，继续流窜甘、青边界地区，久除未绝。当年秋季，由青海窜入河西的匪首鲁佳芳与冶子明、申麻子股匪纠合，人数达数百人，盘踞大楚马、金羌滩一带与解放军为敌。我军八师24团在奉命清剿中，歼敌一部，部分土匪再逃。
到了年初，冶子明、申麻子等股匪继续流窜祁连山区。2月初，兵匪流窜入皇城滩一带，其行踪被我军侦察入员掌握。2月18日，天寒地冻，北风似刀。八师24团两个骑兵连火速出击，指战员两天一夜兼程行军余公里，采用夜间奔袭和伏击相结合的战术，在永昌县皇城滩宁蟾沟、一棵树等地给残匪以致命性打击，击毙匪首申麻子及匪兵50余人，余匪逃至酒泉境内后陆续被歼，根除了匪患。
在这场战斗中，我军副连长杨玉山等4名指战员和14名支前民工英勇牺牲。他们在革命大功告成之时，扑倒在了胜利的门坎上，没有来得及分享胜利者的荣耀，永远闭上了眼睛。
很遗憾，18位烈士中，只有杨玉山一人留下了姓名，籍贯等却不详。其余17位烈士均无资料可查，在有关部门的登记表中是一片空白。
18位烈士的遗体搬运回了永昌县城，各界人士召开了隆重的悼念大会。会后，遗体被安葬在县城东南郊一个叫南家庄外的滩地上，18个黄土丘排列成3行、占地约1.5亩。
转眼到了年，在永昌县城镇建设规划时，当时的决策者设想要在县城东门外修建宽阔的环城公路，种植环城林带，修建系列大型建筑，决心要尽快形成一座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城。县委书记王虎发、县长康之隆两人都是40年代提着脑袋参加革命的“解放式”干部，对为建立新中国流血牺牲者的事情尤为看重。他们决定将18烈士的坟墓移到东郊，计划投资修建烈士陵园。使其成为“新县城”中有特色的政治标记和景观，以配合那个时期特别重视的政治教育活动。然而，“新县城”的模式仅仅纸上谈兵一阵，先是王书记外调一去不返，继而康县长另有所干，为18位烈士修园树碑的事搁浅了。
大西北的漠风年年搏动，黄土地上的枝头岁岁返青，冬去春来，花开花落。起初，人们惦记着18位烈士，为他们祭奠、扫墓，慢慢地随着修公路、挖水渠、造农田，这里的地形地貌逐渐变化着，烈士所占的那1.5亩地渐渐地被挤到一边。这块坟地不断被蚕食。到后来，烈士坟地一侧竟建起了一座饲养场。18个坟丘仍在，但被野草掩没得只露出一点坟尖尖。杨玉山领着他的17位没有姓名的战友侧身饲养场一角，委屈地等待改变自己处境的那一天快点到来。
这个世界上有荆棘，但更多的是玫瑰。当一小部分人淡漠和遗忘了先烈时，大部分干部和群众的热血并没有冷下去。当时，不断有干部、群众对那些侵扰烈士英灵不得安宁的人和事表示出忧虑和义愤，一封封意见书寄到县委和县政府。有几名50年代的老党员结伙找到县委书记和县长，发出了质间和弹勃。
在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下，虽然无力完全解决这类问题，而这一切却深深地映在了县领导和民政局同志们的脑海中。
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实事求是”重新回到了各级领导者的案头和言行之中，年秋天，永昌县民政局根据人民群众的心愿与要求，向县委、县政府郑重提出为18位先烈迁坟的报告。县委和县政府在当时急待办理的数件大事、急事中，首先批复同意在城北郊教场山上修建烈士陵园，并授权民政局当作头等大事全力办好，要求县级各部门为修建烈士陵园送东风，开绿灯，办实事。
早憋足了一身劲头的县民政部门全体同志，在59岁的老局长黄登龙带领下，划地皮，迁民坟，平场地，搞规划，购材料，全力以赴，众志成城。建园工作进展顺利。当基本办完这些基础工作以后，老局长头上的白发数量翻了一番，退休年龄到了。他把这副担子交给了张大年和石培友两位接班者。
祖籍永昌县的张大年和石培友，都是贫农的后代，均自幼家境贫寒。石培友自述家世时曾悲悲凄凄地回忆说：“15岁以前，穷得连裤头都没有穿过，”张大年的父亲扛了一辈子长工。到解放时，腰累成了一张“满月弓”。
60年代时，兴“忆苦思甜”，石培友的爷爷，张大年的老父都贫下中农代表，经常被请到台上去做忆苦思甜报告。老人家忆的是地主、国民党和马步芳欺骗百姓、鱼肉人民的苦；思甜时都要大谈年青轻时亲眼所见徐向前带领的红军在永昌打土豪、“挖窖子”，平分地主老财的财产接济穷苦百姓的种种开心事。这一切在张大年和石培友及同代人心灵上烙下很深的印迹。
张大年和石培友特殊的个人经历决定了他们在民政工作岗位上，具有特殊的感情和力量动因。正当他们在民政局的领导岗位上带领全局职工，为安置18位烈士而奔忙之时，历史演进到了西路军“禁区”被突破，西路军英勇西征的历史真象日渐大白天下的新时期。永昌县委决定：18烈士墓与红西路军陵园建设两项事情合办。石培友他们信心更足了，他们暗下决心：有党的“实事求是”政策撑腰，为革命烈士树碑立传，上，不愧对先烈，下，不愧对后人，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和鉴定，一定要全力办好这件事情。以前，他们曾为西路军的事惋惜、不平，现在有了新的机遇，幸运地落到自己这一茬人的肩上，感到力量倍增。
石培友和他的伙伴们很有魄力和心计，资金不足，他们四赴省城，用一番番情真意切、委婉诉说和慷慨陈词的“游说”，取得了省府一些单位、部门的支持，筹款18万元，使一期工程如期开工。同时，张大年局长和王子谦等人四次去高台、临泽县考察当地的陵园建设情况，他们遍访全县，求贤若渴，聘请一位“隐居”乡下的乡村书法家为纪念碑书写了碑文；他们反复考证后，选择了以生产加工甘肃名优特产“夜光杯”而闻名的酒泉工艺厂，精选上等汉白玉雕刻徐向前元帅题词；他们汇集各方意见，三改图纸，使设计意图更为全面，造型更为完美；县长曹长庚出差路过南京，利用换车的几个小时赶到雨花台烈士陵园，拍下一组照片寄回县设计室，供设计人员参考。施工过程中木料短缺，县委书记曾继伟亲自联系解决了一批优质木材，亲自监送到工地。大家风里来，雨里去，奔波在教场山前。
有天，一个小伙子路过教场山烈士陵园工地，看到县民政局的人带着工匠泼着命干活的样子，悻悻地吐了一句：“埋死人的事。有个碑碑就行了，何必那么认真。”一句话，招来工地上数十人群起面攻之，大家指着他的鼻子评理，几乎动了武。在众人“同仇敌汽”般的“声讨”下，口吐不逊之词的小伙子确确实实认识到自己的言行“愧对先烈、愧对后人”，作了深刻检讨。大家才放过了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