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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清乡”反屯垦斗争
一九四三年春季，日寇大“扫荡”破产以后，敌人对我军动态的估计是，一师主力和县以上兵团转移到东台以北去了，在二、三、四分区只有少数游击队和零星地方武装。他们认为“清乡”时期已经成熟，遂于一九四三年四月开始，对我苏中四分区通、如、启、海地区实施“清乡”。
日军的兵力部署:由其第六十一师团师团长小林信男为苏北清乡地区最高指挥官，鉴于南部襄吉以往在苏中“扫荡”屡次受挫，小林抽调在苏南“清乡”富有“经验”的菊池联队四个大队，到通、如、启、海接替石原大队的防务。
伪军的兵力部署:由张北生担任苏北清乡公署主任，将伪三十二师和南通自卫总团等部合编为六个苏北清乡保安大队，张自任司令，徐绍南任副司令，分驻南通、海「〕、启东各县据点;将伪三十四师改编为四个保安大队，分驻白蒲、丁堰、马塘、双甸及石庄一线，担负“清乡”外围封锁任务;从伪二十二师抽调第七、八两个团担任封锁掘港、马塘一线任务;将南通地方伪军改编为警察总队，并重建渔业监护队;另从苏南抽调五个清乡大队、三个警察大队过江作为“清乡”机动兵力。李士群等在苏南调集二千余人在苏州进行训练后，委以县长、区长、保安司令等伪职，派来江北。这批特工和行政人员名义上归张北生，实际上由日军控制，随军担任“清乡”任务。
四月八日，小林信男与李士群签订了《苏北第一期清乡工作实施协定》。
十一日，张北生的苏北清乡主任公署于南通成立，同时成立了特工站、党务办事处、政治工作团等许多“清乡”机构。敌伪计划第一期“清乡”的前两个月为军事“清乡”，后四个月为政治“清乡”。
四月十一日，各据点的日伪军倾巢出动，采取梳蓖拉网式的战术，十几路、几十路地从如皋汤家园地区，向南通二鸯、骑岸、双墩地区，再向海门地区进行“扫荡”，分进合击，进行反复搜索，企图围歼我地方武装力量和党政机关，搜捕我乡村干部。同时，增筑据点，分兵占领交通要道上的大小村庄，使据点数目在短时间内由五十四个增加到九十九个，初步形成梅花桩式的据点群。群众形容为“抬头见碉堡，低头看哨兵”。
日伪军凭借这些据点群，遥相呼应，四出搜剿，对我根据地的村镇经常采取突然性包围搜查，时来时去，飘忽不定。伪“清乡”人员则随日伪军跟进，挨户清查，然后设立伪区乡行政机构。日伪军所到之处，奸淫烧杀，无恶不作。同时，抽丁拉伏，在“清乡”区边缘沿河川、公路，从天生港经丁堰到掘港海边;赶筑了近二百公里的篱笆，在封锁线上配置重兵把守，每隔一二里修一碉堡，并设立膝望哨和大小检问所，沿江沿海大小港口也严密控制，以隔绝“清乡”区内外的联系，对我实行全面的军事、经济封锁。
我党政军民针对日伪“清乡”的各种措施，采取了针锋相对的反“清剿”、反“封锁”对策。日伪急于要消灭或削弱我军主力。我们便决定除留一部分主力在内线配合地方武装坚持斗争外，大部主力跳出日伪“清乡”的包围圈，机动作战，积极打击日伪军。我主力先后打进如皋之汤家园，并袭击聚星镇，消灭日伪数十人，先给了敌人一个下马威。日伪军下来“清乡”，我军就经常在主要交通线上进行伏击，不让他们达到“清剿”的目的。如在双甸至岔河、马塘至掘港、林梓至白蒲等公路线上进行过多次伏击，歼灭了一定数量的敌人。
我军主力又与地方武装密切配合，在陶勇、刘先胜等指挥下，五月十九日，一师三旅主力攻克如皋与南通两县交界处的童家甸，全歼日军迟田小队和伪军一个连，同时又歼灭从二鸯据点出来增援的日军警备队和伪警察，日警备队长中根正秋在白刃格斗中为我战士用刺刀捅死。接着，我军又强袭启东重镇聚星镇和掘港镇以及九门闸、蔡家墩、鲍家坝等日伪重要据点，先后力拔汤家园、金沙、余东、六甲、悦来镇、麒麟镇、岔河、凤凰桥等日伪据点，平毁了敌伪碉堡甚多。我外线主力为了策应内线坚持斗争，也不断发动对日伪军的攻势，先后攻克东台、兴化、宝应地区的安丰、富安、钓鱼庙、黄庄、戴家窑、王道河等十多处重要据点，歼日伪军近千人，迫使日伪军无法从其它地区抽调兵力增强“清乡”力量，减轻了对四分区军民的压力。
日军要实现其全面伪化我根据地的计划，很大程度上还得靠他们所豢养的汉奸、特务和伪“清乡”人员。我们就以短枪队对付之。
四专署及时颁布了《反“清剿”、“清乡”期间惩治汉奸敌探紧急治罪条例》。
粟裕决定集中全苏中各分区的短枪供四分区使用，组成了一百多个短枪队，每队多则二三十人，少则七八人，神出鬼没，专打汉奸、特务和伪清乡人员。对其罪恶昭著者，格杀勿论。处死后留条子宣布其罪行，以震慑和警告其他坏人。在敌伪“清乡”区内，短枪队非常活跃。如在姬鹏飞、钟民、陈伟达等领导下，组建“东南行动大队”(又称政治保卫队或短枪队)，曾先后多次在敌人交通线上拦截汽车，捕捉敌特，并潜入三丫支镇敌伪据点，打死了上任才半天的七乡“清乡”办事处主任孙祖贤;杨勇伟负责的南通县政治保卫队在周一峰、梁灵光、韩念龙等领导下，深入虎穴在天生港旅馆内智杀岔河大检问所主任凌月东，又在四甲坝内惩处了伪区长朱崇汉。
此外还有蒋德龙等负责的如皋短枪队等，都是当时很有名的锄奸队。他们英勇机智，灵活得很。敌伪谈虎色变，闻风丧胆，视之为“天兵天将”。在此同时，四分区还提出了“党员军事化，农村兵营化”的号召，要求每个乡每月捕杀一个敌人，全分区四百多个乡，乡乡都建立了锄奸小组，狙击队。群众创造了“背娘舅”、“钓乌龟”、“赶鸡入窝”、“老鹰抓鸡”、“扎棕子”、“包馄饨”等十多种捕杀敌人的手段，严厉打击伪“清乡”人员。短枪队则深入敌伪苏北地区“清乡”大本营—张北生的苏北清乡主任公署所在地—南通城里活动，先后惩处了伪“清乡”人员一百多名，搞得南通城里风声鹤峡，草木皆兵，使伪“清乡”主任公署的工作人员惶惶不可终日。
仅四、五两个月，即敌伪所谓“清剿”阶段，就打死了伪“清乡”队员、特工人员二百七十四人，迫使二十多个伪区长躲在南通城里不敢就职。我们在敌伪“清乡”区边缘的封锁线上，又展开了群众性的反封锁斗争。不断袭扰日伪军的岗楼哨卡，焚毁日伪的封锁器材，组织民工怠工窝工。篱笆筑到哪里，我军民就破坏到那里。四、五两个月内，参加破击的群众达数十万人次，烧掉毛竹五万多根。
日伪在军事“清剿”之后，随即部署政治“清乡”，妄图六月强化启东，七月强化海门，八月强化南通，九月强化如皋。所谓政治“清乡”，主要是编查保甲，推行强加的伪化统治，清查我党员、干部、民兵及群众团体成员，摧毁我党政军民一切组织，便于其掠夺人力、物力、财力，斗争十分尖锐残酷。例如七月二十六日，敌人在十总店这样一个不满百户的小镇上，一次就活埋了我无辜同胞五十三人。
又如，在通中区，被抓壮丁三百余人，也大多惨遭杀害。我抗日民主政府对牺牲的人民群众进行了抚恤和褒扬，对因英勇抗敌致房屋被焚毁者发给证明书，优先救济并保证于胜利后协助其重建房屋。为了粉碎敌人的政治“清乡”，我们即发动民兵开展反对编查保甲的斗争，充分揭露敌伪编查保甲的阴谋，教育地主、士绅、旧乡保长不要为敌人所利用。充分发挥短枪队的威力，继续镇压伪“清乡”人员，采取严厉政策，谁敢来办保甲，就把谁干掉。同时加强政治攻势，将惩治汉奸敌探紧急治罪条例和对伪“清乡”人员的警告信送至这些人家里，或贴到其“清乡”机构的大门上，那些人看了心惊肉跳，日伪“和平编查保甲”的阴谋以失败告终。
日伪和平编查不成，乃采用武装编查的办法，以武装为主，配合便衣人员，挨家挨户进行编查，或将群众集中起来进行编查。我民兵游击小组就广泛开展麻雀战，只要民兵枪声一响，群众就乘机跑散。日伪在白夭贴好门牌，群众在夜里统统撕光，次日报告日伪，说是新四军撕的。接着，日伪即集中兵力围困一乡一镇，构筑更多的碉堡，进行强化编查，往往集中全乡全镇群众，用吊打、杀害等手段威逼群众指供我党员、干部和民兵。为了减轻人民的损失，我军即利用日伪分区封锁的空隙，将群众转移疏散，只留老人在家装聋作哑，应付日伪。同时以游击小组在日伪必经道路上进行袭扰狙击，使日伪无法编查。有少数士绅地主在日伪的淫威下动摇妥协，我们就开展了反“维持”斗争，进行气节教育，表扬士绅地主中的好人好事，基本上制止了那些人的变节行为。
当日伪集中力量在启海地区编查保甲时，我主力一部返回南通地区，为群众的斗争撑腰。各级组织动员了封锁线内外的数十万群众，开展了大规模的破击战。在我主力掩护下，成千上万的民兵和群众，各带钉耙、大锹、大锯、斧头，分段前往割电线、拔电杆，放火烧篱笆，一夜之间，火光烛天，近二百公里的封锁篱笆全部化为灰烬。日伪大惊失色，气急败坏地说:“完了，完了，没有什么希望了。”伪职人员大部逃光。我主力和地方武装则包围了敌伪据点，向敌人喊话，散发传单，促其投降，否则就予消灭。敌人龟缩在据点里干瞪眼。此后，敌伪再无法运来毛竹，只好以芦苇小竹竿代替，表面上拦一拦，实际上群众和游击队到处可以自由进出了。
我军民的大破击斗争，迫使在启东地区的敌伪武装编查保甲人员不得不匆匆溜回去，再也不敢出动。启海地区又乘机进一步开展了反保甲、反伪化的斗争，镇压了不少伪保甲人员，摧毁了伪保甲组织，使敌人顾此失彼，就这样打败了日伪分期分批进行政治“清乡”的计划。
为了进一步打击日伪，八月十五日，我党政军民对“清乡”区内的日伪发动了一次全面的政治攻势。在日伪据点附近大摆宣传阵，上抗日课，写警告书，投劝告信，广为散发《清乡人员自首条例》。接着，从九月六日至十八日，又发动了全面军事攻势。主力多路袭击日伪据点和封锁线;短枪队和游击小组深入据点缴枪，捉俘虏;民兵和群众在据点附近举行声势浩大的武装示威。伪方人员在我军民强大攻势下，向我自首者达八百九十一人，伪政工人员大批逃亡。二十九日，奉命打入伪军的“汤团”在其各驻地暴动，返回我根据地。
这里补叙一下“汤团”问题。“汤团”是我崇明县警卫团和通海自卫团经过合编后组成，以执行特殊战斗任务的一支武装。团长汤景延，政委顾复生，简称“汤团”。反“清乡”斗争之初，华中局考虑反“清乡”斗争的极端严酷性，由饶漱石批准，苏中区党委和四地委派“汤团Pt以特殊方式打入敌伪内部，以摸清敌情和控制沿江门户。
区党委和四地委交给“汤团”的任务是:查明敌伪的“清乡”计划，做好情报工作，便于我军主力行动;控制南通到海门的沿江地区，取得同上海地下党和苏南新四军的联系;掩护有关人员来往，搞好军火物资运输;做好争取和瓦解伪军工作。汤景延、顾复生等接受了这一特殊任务后，通过伪苏北特工站站长姜烦平与汤的某种社会关系，与敌伪挂上了钩，打入伪军内部，接受了汪伪苏北清乡主任公署外勤警卫团的番号。但讲好条件，部队建制不变，原海门、通海镇、杨大成镇、姜灶港等防地不变。不久，李士群在苏州接见汤景延，并晋升其为旅长，领少将衔，以示“恩宠”。
汤景延等利用日伪矛盾，伪军与伪军之间的矛盾，保全了自己，为反“清乡”斗争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至九月下旬，我们通知“汤团”配合主力部队的军政攻势，立即率部暴动，摧毁驻地敌伪据点后，返回我根据地指定地点。
“汤团”打入敌伪时，组织上给他们配备了秘密电台，并指定由原通海工委书记赵济民负责。他们接到暴动命令后，立即撤出家属和重要文件，然后就地举行暴动，摧毁了敌伪区公所等机构，击毙了金沙敌特工站长，伪警察局长等头目，在韩念龙带领的南通警卫团接应下，安全撤回，一路上扫掉了不少敌伪据点。“汤团”的行动，使敌大为震怒。小林信男兴师问罪，李士群则迁怒于张北生和姜颂平，这两人受到严厉训斥，差点丢官丧命。这件事，对日伪确是一个沉重打击。
现在对“汤团”行动问题怎样看待?众说纷纭，意见不大一致。事实上，“汤团”的假投降在政治上确曾造成不良影响，一度在内部引起过思想混乱，但“汤团”打了汪伪的旗号之后，从南通到如皋一条线上许多据点被他们控制了，还搞掉不少敌伪军特务，掩护了我们一些同志和家属。我还查阅了一九四四年五月苏中区党委会议的记录，当年四地委书记姬鹏飞在汇报反“清乡”工作时说:“关于汤景延部队的转化是带有冒险性的，同时，对群众也起了模糊作用，客观上增加了敌人的力量，使敌人很快地能将通海区伪化。”粟裕在结论中说:“汤景延部队的转化，对我公开武装坚持的方针是矛盾的，是削弱了主观力量，加强了敌人的力量。”这是当年的评价。
陈毅在延安时也说过，共产党部队“不能用假投降的办法”。这些意见我基本上是同意的。回想当年的实际情况，华中局代书记饶漱石鉴于苏南反“清乡”的经验教训，似乎对形势估计过分严重了一些，才作出了“汤团”假投降那样的决策。当时他对我二分区也作过严重的打算，拟叫兴化独立团也在必要时假投降，服装都准备了，面子是灰色的，是新四军的军服颜色，里子是黄色的，是伪军军服的颜色。
后来我们没有照那样做。“汤团”的行动是极机密的，部队和人民群众都不了解内情，一个团的建制投降敌伪，社会上的影响很大，造成群众的恐慌，有人骂他们，甚至要杀掉汤景延，汤景延和顾复生等又不好说明，只好忍着挨骂。他们内心极其苦痛，为了党的利益，只好牺牲个人的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命。在政治上，我们也比较被动。我们是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回过头来看，当年这样做的动机也可能是好的，但政治效果确有不好的一面，不过，“汤团”本身的确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绝大部分干部战士经受住了艰难的考验，表现了高度的自觉性、组织性、纪律性和富贵不能淫的可贵品质，特别是最后起义成功，对日伪是沉重的打击，对反“清乡”斗争起了积极的配合作用。这些是必须充分肯定的。
“汤团”是组织决定行动的，即使有不妥之处也要由组织负责。我认为这两者应该区别来看，不能因为动机好，而一概看不到所造成的不良政治影响;也不能因这件事所造成的不良政治影响，而否定“汤团”干部战士的业绩。这样辩证地看问题，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在我军民的坚决斗争下，日伪的六个月“苏北清乡”告吹。苏中四分区的反“清乡”斗争取得巨大胜利，全面粉碎了日伪的狂妄“清乡”计划。区党委给予嘉勉，大家的情绪都很高。
敌伪的第一期“清乡”失败后，不得不延期“清乡”三个月，随后又实行高度“清乡”，企图以杀光、烧光、抢光的手段，迫使我苏中军民慑服。日伪在每县组织一至两个机动部队，对我进行机动“清剿”，另以宪兵警察和行政人员组织武装特务突击组，对我四分区中心区继续编查保甲，推行伪化政策。
由于我们有些同志满足于第一期反“清乡”的胜利，警惕性不高，没有想到敌人的延期“清乡”来得这么快，因而一些地方党政组织和群众团体受到了破坏，群众受到了摧残，一大批党员、干部和群众积极分子被捕、被杀，少数地主、旧乡保长等封建势力又开始抬头，以两面派面目出现，进行妥协活动。
情况相当严重，我党我军为继续坚持斗争，确定在中心区相对减少军事活动，加强秘密的“合法”的斗争，主力部队移到边缘区或敌后活动，并迅速清除失败情绪，整理好党政民组织，轮换了一批干部。我们还充分地利用“合法”斗争，如假报户口敷衍敌人，派人打入伪乡自卫队等。南通一百九十七个乡自卫队中被我控制的即达一百四十七个，并使日伪的瞭望哨变成我警戒哨。对两面派则采取分别对待的办法，多数教育，少数镇压。经过做工作，大多数两面派政权为我控制，假意敷衍敌人，真心为我办事，其中有一些是我们挑选忠诚可靠的同志，布置他们去干的。
他们白天马马虎虎地为敌人修公路，筑碉堡，晚上则带领群众在武工队掩护下，将白天修筑的公路和碉堡彻底破坏掉。真心倾向敌人，假意敷衍我们的两面派已为数极少，一旦为我方发现，或提出警告，或将其除掉，情况逐渐稳定下来。我地方武装则在边缘和据点附近分散游击，积极打击敌伪，扩大了回旋余地。经过艰苦斗争，我四分区军民终于保持了有生力量，顽强地坚持了原有阵地。
在前后九个月的反“清乡”斗争中，我四分区军民共作战二百一十余次，毙伤日伪军和镇压伪“清乡”人员共四千二百余名(内日军六百一十二人)，并争取了一千七百余名伪军、伪组织人员向我自首投诚。在边缘区新开辟了九十二个乡，并恢复了通海四个区的工作。而我军民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我伤亡官兵三百三十一人，县、区、乡级干部牺牲或被捕达二百余人，群众的生命财产也受到了很大的损失，人民被杀、被捕达六万二千余人，妇女被强奸一千八百五十五人，房屋被烧数万间。
在党的领导下，人民群众发挥了高度的创造性、积极性，才战胜了各种艰难困苦，最终取得了胜利。日伪以后叫嚣什么扩展“清乡”、保养“清乡”等等口号，都不过是空喊以自嘲而已。
苏中其它分区为了支援四分区的反“清乡”斗争，也不断进行了反“扫荡”、反屯垦斗争。一九四三年五月中旬，日伪集结四千余人对我台南台北地区作大规模的“扫荡”，我主力和地方武装先后发起了一系列的进攻战斗，迫使敌人不得不收敛其嚣张气焰。八月二十四日，日伪调集一万二千人“扫荡”我二分区滨海地区，企图聚歼我指挥机关，扑空后又转向三分区之如西、泰东地区。我地方武装不断予以袭扰，打敌薄弱环节，歼日伪军一千余人。一九四三年十月二十日夜，我二分区部队又一次攻克李堡，驻守伪军全部投降;次日，日军与伪军配合增援，又被全歼，俘虏日伪军二百九十六名，乘胜扩大战果，再攻角斜，摧毁碉堡三座，俘敌伪二十余人。
二十二日，兴化独立团一部在刘家沟设伏，毙伤伪二十二师某部副营长董光宇以下三十余名，接着又在塔几头伏击来援的日军，击伤装甲汽艇一艘，歼敌三十多名。一九四四年一月三「l至十五日，为打乱敌伪整编部署，破坏其“清乡”、“清剿”、屯垦计划，苏中主力部队配合各县地方武装，连续攻克大官庄、王营、永安、张甸、古溪、蒋垛、运粮河、季家市、钱家荡、南新街、鞠顾庄、西团、安丰等据点十七处，消灭日伪军甚多。同时，海防纵队在海上积极行动，打通了与山东、胶东和浙江等地区的海上交通;掩护我后方勤务人员在海上行动，如兵工厂、印刷厂在情况严重时就在海船上工作，对四分区反“清乡”起了积极的保障后勤作用。由于我军的不断打击，日伪对二分区的屯垦计划，未能实现。
一九四四年五月中旬，日伪“屯垦”要员在东台以北之七灶河被我军俘获，其中有日军棉业统制委员会东台库长清水亥三郎、日军东台特务机关头子浦和、伪联络官黄甫、翻译官柬俊卿、东台县伪县长吕景颜等，其“屯垦”计划及秘密文件等都被我军缴获，这些计划还未及出笼就流产了。
在反“清乡”斗争中，苏中军民机智勇敢，英勇奋斗，前赴后继，创造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涌现了以白桐本为代表的无数民族英雄。
白桐本一九四0年秋从八路军来到我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战地服务团，后随军至如东地区。反“清乡”中/，他担任掘马南区区长兼区队长，曾七次和战士们一起潜入敌据点，活捉或处决伪军、特务、汉奸数十人。敌伪一听到白桐本的大名便胆战心惊，曾悬赏四十万元捉拿他。群众说:“就是金子堆成山，也不要想在我们老百姓手里买到他!”一九四四年春，由于汉奸告密，住地被敌人包围，他突围时头部身上共中三弹，昏倒后被捕，坚贞不屈，牺牲于狱中。
延安《解放日报》曾以《人民领袖白桐本》为题，刊登通讯，表彰他的英雄事迹。
苏中反“清乡”斗争中，也出现过极少数的民族败类。那些人经不起敌人血腥屠杀的考验，或金钱、美女的诱惑腐蚀，由一个革命者蜕化变质堕落为民族的罪人。二分区兴化独立团(即二旅六团)有个政委李庭杰。此人在红军时期经过长征，由士兵升至连级干部，可以说是个久经战斗的“老同志”了。一九四三年春，实行党政军一元化领导，他兼任兴化县委书记。敌人对他用美人计，他上钩了。
我得到报告，和二地委副书记章蕴商量，章蕴对这事也很重视。兴化独立团有八百多人枪，战斗力强，万一出了问题，党就要受到损失。经初步调查:那女人二十多岁，丈夫在兴化城里当伪军，她本人系伪军常驻大邹庄一带的情报员。敌人交给她任务，要她做李庭杰的工作。她百般献殷勤，将李勾上了。日伪“扫荡”时，她也跟着跑，但留下情报给敌人。李愈陷愈深，不能自拔。那女人便策动李把部队拉到兴化县城里去，一起过安稳日子。我们得悉这一情况后，决定先把那女人抓起来审查，进一步弄清底细。
章蕴叫兴化县县长蔡公杰模仿李庭杰的笔迹，写了一封信，派独立团保卫股长化装成李的警卫员，拿着信去找那女人，结果没有找到，说去兴化了。我想这类事情决不可掉以轻心。在东台想把李庭杰扣起来进行审查，事先告诉了钟期光。钟期光处理问题很持重谨慎。他想了想说:“李庭杰是长征干部，又是县团级。我们怎么能随便扣留一个县委书记、团政委呢!这事情要报告华中局批准。”
我想:“这意见是对的，要慎重。但人的思想是会变的。过去表现好并不等于永远表现好。因此，看一个干部不能固定地看。他地位变了，思想和生活作风也可能跟着变。敌人用美人计的事，我见过不少。只要思想有些不坚定，就很容易上钩，蜕化变质。长征干部绝大多数是好同志，但也有极个别的人会变坏的。”我同意钟期光的意见，没有扣押李庭杰。
章蕴进一步向蔡公杰了解李庭杰在兴化的情况。蔡说，有一次他去找李庭杰，李留他吃饭。他发现李的生活很奢侈，吃的用的应有尽有。
李还对蔡说:“坚持斗争只需要树个旗子就行了。”
蔡问李:“万一情况紧张怎么对付?”
李说:“万一情况紧张，我们部队可以穿黄军装(伪军服装)。”
蔡说:“这样行吗?’’
李说:“可以。”
蔡公杰也认为李已堕落，放在兴化独立团是很危险的。
我们实在对李放心不下，经组织研究，于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地委调李庭杰到地委审查，另派张雷平为兴化县委书记兼独立团政委。对李的审查因当时环境关系，一时无法作出结论。我们考虑对人的处理应采取慎重态度，故决定先把李庭杰调开，派他到泰县独立团当团长。
李调离后不久，其亲信兴化团所属独立大队大队长沈致祥裹胁士兵六十人，带枪投伪二十二师，二专署为此颁发了通缉令，号召缉拿叛徒沈致祥。李到泰县独立团不久，就与泰县、兴化的敌人勾结，约好趁移营时，日军出来接应，他把部队拉进城里。
一天黄昏，他把泰县独立团拉到离兴化城几里路的地方，城里的灯火已看得清清楚楚。事先我曾与泰县独立团的政委打过招呼，要他注意李的行动。政委是位很好的老同志，警惕性也高，可惜他当时不在场。一位指导员看到部队离兴化城这么近，很着急，命令部队停止前进。李庭杰命令快走!广大指战员有觉悟，大部分立即后撤。指导员派人报告政委，政委去把部队追了回来。
李看形势不妙，孤家寡人迅速向黑暗中跑。
政委见他向县城跑，知其叛变，就命令开枪打，敌人听到枪声，出城接应。
政委考虑到离城太近，孤军深入不行，遂把部队带了回来，部队没有大的损失。
李庭杰进城后，敌人对他还是重用的。我们派人伪装去找他联系，佯称也要进城当“和平军”，请他带人出城接应。想骗他出城，打死他。然而李庭杰此时已如惊弓之鸟，没有敢出来。直到一九四五年八月，我军解放兴化城时，有人看到李庭杰在城墙上用盒子枪射击我攻城战士，兴化战斗结束后，李庭杰化装成伪二十二师师长刘湘图公馆的看门老头，被我一旅三团团长彭寿生发现，随即逮捕归案，交军法处枪决。
这样的事情，小规模的还发生过一二起，区、乡队伍被拉走，队长被士J‘死的也有。历史上许多经验教训值得注意。每当一个大的政治转变，都有一批人变不过来，或向另外一方向变去，抗日战争也不例外。问题是除教育外，还必须提高政治警惕。在对敌斗争中，要保持党的坚强领导，必须有党性坚强、立场坚定的同志去担任领导。斗争尖锐复杂，没有钢铁般的坚强意志和敢于牺牲的大无畏精神是不行的。对于领导干部来说，选择干部要非常仔细，了解情况要非常清楚，不能有半点马虎或拘私情。用人不当，是要付出血的代价的。这是我在实践中的一点深切体会。
苏中四分区的反“清乡”斗争，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又处于平原水网地带，斗争是异常残酷的，我们在不利条件下，之所以能取得这样伟大的胜利，概括起来就是:
第一、要有一个统一的、坚强的党的领导。
当时，粟裕、陈王显等组成的苏中区党委，以姬鹏飞、陶勇、钟民、陈伟达、洪泽、周一峰、卢胜、谢克东、顾尔钥等组成的四地委，以及各县县委的领导班子，都是很团结、很统一、很坚强的领导班子。他们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作风上，均能和党中央保持一致。他们能从实际出发，灵活地运用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有力地领导了这场斗争。
第二、军事斗争发挥了强大的威力。
一个地方要坚持斗争，就必须有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粟裕曾说:“苏中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从某种意义上讲，主要是军事斗争。”
这话是有道理的。苏中新四军一师是英勇善战的主力军之一，这样的军队，是我们根据地的顶梁柱。苏中的军事斗争是粟裕、钟期光、叶飞、刘先胜等领导的，四分区则由陶勇、卢胜、张震东、彭德清等具体指挥。主力部队、地方部队、短枪队、民兵都配合得很好。内线与外线的斗争，巧妙地、紧密地结合起来，最后使敌人不得不走向失败。
第三、政权工作做得很好。
如果没有政权工作，根据地就不成为根据地。反“清乡”时期，苏中四分区的政权工作，是在梁灵光、夏征农、叶青朝等领导下进行的。他们当时围绕着“一切为了反‘清乡’的胜利”这样一个总目标，把财经、后勤保障、发动群众、公安等各项工作都做得很好。这对反“清乡”斗争起了很好的作用。
第四、群众斗争开展得很好。
当时，四分区的减租减息，农抗会、青抗会、妇救会等各种群众组织都起了作用。在民族矛盾十分尖锐的情况下，群众说:“等死不如拚命”，“横竖横，拆牛棚，豁出去和鬼子拚”。只有坚持斗争，才有活路。千千万万群众紧跟着党和政府。敌人出现在哪里，群众就在哪里打，形成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一个晚上就把凡百里的竹篱笆一烧而光，象这样生动的例子很多。有一次白桐本在如东余荡遇险，白庙附近有位陆老太掩护了他。驻童甸的日军盘问这位陆老太:“这里可有白桐本?”她拿出一只黄铜盆说:“先生i只有黄铜盆，没有白铜盆!”敌人把铜盆往地下一掷，逼问:“白桐本在哪里?不是问黄铜盆!”陆老太佯装哭丧着脸说:“白铜盆实在没有，只有黄铜盆呀!”弄得敌人无可奈何。这事情在通海一带流传很广。
还有一次，有位大娘掩护我一位侦察员，大娘在他头上扎了块毛巾，让他装病躺在床上。敌人来搜查，问那是什么人?大娘说是她儿子，病了。敌人不信，又把大娘的闺女喊来查问。那闺女十八九岁，还未结婚，但她一口咬定侦察员是她的丈夫，敌人才离去。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没有这样好的群众基础，我们反“清乡”斗争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第五、统一战线工作做得好。
统一战线是战胜敌人的重要法宝之一，四分区的统战工作是有很大成绩的，大部分上层分子也积极行动起来，和我们一道参加了反“清乡”斗争。只要爱国，我们都争取，都团结，形成了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调动了一切积极因素，一致对敌。
此外，四分区的敌伪军中内线工作也做得好，情报及时、准确，瓦解敌伪军很有成效，起到很好的配合作用。苏南反“清乡”斗争的经验教训，对我们非常重要。同时，还有其它各分区和其它兄弟地区的大力支持，牵制了大批敌人，给四分区反“清乡”斗争支援也很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