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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盒饭财经
作者：姚赟
作者/姚赟
来源/盒饭财经
年1月22日上午，冯引亮对妻子杨满兰说：“我再找他一次，能解决就解决，解决不了就算了！”说完背上自己那把已锯掉枪管的土枪，开车出了大门。
早在这之前，冯引亮怀揣着枪支，已在村里到处转悠了几天。与这次出门一样，他的目标很明确——李海仓。李海仓是冯同村同岁的昔日好友，是当时的山西首富，还是当时山西海鑫集团董事长。
10点左右，将车开进海鑫集团大院后，冯从车上下来，没有拔车钥匙，没有锁车门，径直朝董事长李海仓的办公室走去。因集团上下知道冯与李海仓的关系，并未加以阻拦。
一上午，接待了数批客人的李海仓，一直在忙碌。直到送走最后一批客人，李海仓返回里外套间的里间办公室后（在外间尚有一新闻媒体的记者及服务员），服务员听到里屋间两声异响。
开枪打完李海仓后，冯引亮连位置都没有移动，接着开枪自杀身亡，前后过程就是两三分钟，一共开了两枪。
冯在当地曾办过一家造纸厂，在经营中亏损，后又去炒股票，也赔了钱，又在甘肃省永昌县投资多万元办过一家造纸厂，后来被当地取缔。从年上半年开始，冯多次找到李海仓，欲将其转包给他人的土地以万元的价格强卖给海鑫集团，但遭到了李海仓的拒绝。
而这，便是李海仓遇刺身亡的直接原因。
近日的何享健绑架案，与十七年前的李海仓枪杀案，都属于针对企业家群体的恶性暴力案件。事实上，针对中国企业家的绑架、劫持、威胁、抢劫，甚至被砍、枪杀、灭门、炸弹袭击等恶性暴力事件一度频频出现。
那么，哪些企业家曾遭遇暴力？企业家们为何容易成为被暴力的对象？又该如何防范此类暴力伤害？
A
不应被遗忘的“高危”时代
近日，78岁的美的集团创始人何享健，度过了如港片一样的惊魂12小时。
何享健居住的君兰国际高尔夫生活村和美的集团总部之间，仅隔着一条美的大道。在佛山北滘镇，何享健的家庭住址不是秘密，不少美的员工都知道何宅的具体位置。
6月14日晚间，有自媒体在网上爆料称，何享健在家中遭到劫持，经初步了解，有可疑人士带着爆燃物品进入何宅，何家公子何剑锋从别墅旁边的河中游泳到河对面报警。
15日一早，佛山市公安局发布了一则警情通报。通报称，6月14日17时30分许，佛山接报警：美的集团君兰生活村一住宅有外人闯入，威胁住宅内人员人身安全。目前，佛山警方已抓获5名涉案犯罪嫌疑人。处置过程中，无人员受伤，事主何某某安全。
随后，美的集团官方微博转发了此则通报，并表示：感谢公安，感谢媒体和社会各界的关心。侧面印证了通报中的“何某某”为何享健。
6月15日，美的集团股价开盘下跌。截至收盘，美的集团股价跌3.30％，报58.00元，市值.69亿元，比上一交易日6月12日收盘的.28亿，缩水近亿。
何享健是谁？
年便正式退休，交班于职业经理人方洪波，而后更是低调不常出现于公众，何享健这名字确实有些陌生。
根据福布斯实时数据，何享健个人身家为亿美元，折合亿元人民币，是中国排名第6的富豪。另据美的集团年年报显示，何享健家族控制的美的控股目前是美的集团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为31.73％。
“居然是真的？”“国内还会发生这种事件？”“真不是在拍电影？”相比惊魂未定的美的与何享健，舆论的主流情绪是震惊。
确实，近十几年此类具有广泛传播度的恶性暴力事件，鲜少发生。但，年前后，针对企业家有目的有组织的绑架、挟持、抢劫等事件，频繁发生。
年，俞敏洪在海淀区上地小区家门口遭劫，在这次遭遇中，俞敏洪被绑住手脚，甚至被注射了麻醉针，然而让俞敏洪没想到的是，更为惊险的一幕还未到来，一年以后，他在自家门口再一次遭遇抢劫。
年，福建恒安集团副总裁吴世界及其家人被杀死在五楼4室1厅的家中，被害人包括吴世界夫妇和两个未婚的女儿，一家被灭门。
年，著名民营企业恩威集团的总裁薛永新的住处及其长子的座车在10多分钟内连续遭遇炸弹爆炸。所幸无人伤亡。
年9月，娃哈哈创始人宗庆后疑因报复在家附近，被人砍断左手四个手指的肌腱。
雷士CEO张开鹏也曾人身安全受威胁，“雷士照明纠纷”的软银赛富合伙人阎焱表示，雷士CEO张开鹏在压力之下，很可能会卸任CEO一职。同时他暗示，此前张开鹏的人身安全或受到威胁，出于“保命”的因素考虑，张开鹏可能会选择离职。
香港亿万富豪王德辉两次遭遇绑架，都与黑社会有关。第一次，王德辉夫妇从港岛山顶驾车开往位于中环的公司上班时，被绑匪截停，连人带车都被绑走。匪徒勒索0万美元的赎金，王太太按要求付了赎金，王德辉平安归来。几年之后，王德辉再次遭遇绑架。绑匪将王德辉运到船上藏匿，并索要万美元的赎金，王太太按要求付了赎金，赎金被人迅速提走，但王德辉却下落不明。数年后，王德辉被宣布死亡。
据官方数据统计，年全国发生绑架（劫持）人质案件5起，年12起，年16起，年29起，而在20年后的年，公安部公布该年的绑架案件数为起，其中相当一部分发生在企业家及其子女身上。
而这些数据中，未包含没有报案的。
B
被暴力的高危人群
年，周末的银行除了对个人储存业务开放营业外，对公业务休息暂停状态。而周末往往是培训教育机构，收学费的高峰。
而当时的新东方租的还是一个漏风漏雨的破房子，甚至门随便一撬就能进去，在俞敏洪看来，刚收的钱成为烫手山芋：“我就想，要放在保险柜的话，更加麻烦，因为那么多的人都知道，保险柜所在的位置。”
左思右想，办法只有一个——拎着回家。
“我拎回家这件事情，其实就是一个公众行为。但是我一个人开车，来来去去，也没什么保安、司机。”于是，露了财的俞敏洪被人给盯上了，“结果他们发现，我每个礼拜六、礼拜天会把钱拎回家。”
于是，在年某一天晚上，俞敏洪独自一人开车回家，在他的家门口截住。俞敏洪回忆，匪徒直接给他打了一针大型动物麻醉针：“那是给大象、老虎打的麻醉针，我就直接晕了，他们就到我家里把我拎回去的钱，全部抢走了，加起来差不多万人民币。”
“前前后后，这波人从抢俞敏洪开始到5年破案，一共干了7个人，其余6个没有一个活的，最后就我一个人活下来了。”在众多节目中，俞敏洪多次讲起这段因为抢劫差点没命的经历时，带着后怕。
但不过一年，俞敏洪再次被抢劫。原因也很简单，还是有规律地在周末带着大量现金回家。
从俞敏洪被抢，到李海仓被人在办公室如入无人之境直接枪杀，再到近期的何享健家中被绑架，都有一些共通之处。比如，高调“露财”，不注重保护个人隐私，更没有安全意识。
包括，曾经轰动一时、令人发指的香港凤凰卫视前副主席周一男深圳灭门惨案。作案人员的杀机，源起周一男的年轻妻子热情款待访客，不慎暴露丰厚身家而引狼入室、遭遇不测。
据统计，在世界范围内，所有犯罪中，大约20％是针对人犯罪，72％是针对财富犯罪。
中国绑架犯罪研究的知名学者张昌荣所著的《绑架被害预防》一书中，总结了三类容易遭遇绑架的群体。
“绑架被害有明显的群体指向性，他们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经济高收入的群体，如工商界知名人士或高层管理人员、文艺界名人、国外入境人员、归侨等。第二，服务行业中的职业弱势群体，如出租车司机和‘三陪’小姐，他们单身作业，接触的人员多数是陌生人。第三，容易被诱骗绑架的群体，如学龄阶段的儿童，特别是初中、小学年龄段的儿童。”
而企业家便在易被绑架群体的第一类。
C
第一步，先承认自己需要保护
绑架被害预防有两层含义，一是被害前的预防称为“潜在被害预防”，二是被害后的预防称为“既然被害预防”，即为人质解救。
我们先说，“潜在被害预防”。这一部分主要是安全意识，比如不露财、保护家人信息、建立安保制度等。
第一，在办公室、住所配备自保设备和建立安保制度。
工作日，携带枪支的冯引亮进入李海仓的办公室如入无人之境，在李海仓的办公室停留了两个多小时，更是无人发现异常，直到血案发生。
第二，工作、休息、餐饮设立随机参数。
企业家高度自律的习惯成了问题。
恩威遭遇爆炸案后，薛永新在工作、上班、餐饮等方面还依然保持原来的规律，其实这样危险程度极高。“爆炸案发生后，我的秘书来告诉我，我说都是预料中的事，没什么可怕。其实我每天还是走同样的路线，在同样的地方上车，在同样的地方吃饭，从不改变，怕什么呢？”四川恩威集团董事长薛永新说。
第三，建立起“我需要保护”的观念。
“不做伤天害理的事，要什么保镖，让人笑话”，说到配保镖问题时，李海仓曾经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这样说。
然而，有着“大善人”之称的李海仓出事上午，他刚刚把1万元过年费给了乡亲，村领导装着温暖的现金下楼。
而这些可能都是误区。曾有媒体总结了企业家保护自己的七大误区，包括了保镖万能、硬件崇拜、枪杀概率小、高层经理不需防范、国企老总无危险、事先防范多余、行善能避祸。
树立正确的安全观念，提高实际的安全防范水平，掌握遇到危险后的自救办法，才是切实有用的。
接着是“既然被害预防”阶段。
俞敏洪第二次被抢时，正和司机一起上楼，上楼前他先跺脚，当他发现三楼的灯没亮时，马上和司机说“可能不对头”。两个人上了二楼，这时下来一名男子，他们没在意。到了三楼，司机正准备开门，楼上忽然冲下来三个男子，两个对付司机，另一个用枪顶住了俞敏洪的腰，并恐吓道：“不准动!动一动，打死你！”
“我发现歹徒顶在腰上的枪对着四楼反射过来的灯光，竟然不反光。下意识地一把抓住枪，使劲一掰，枪居然被掰断了，两人随后厮打起来。”俞敏洪讲起这段回忆时，带着些许自豪，因为这里反应了他的机敏、以小博大，“我们2个打4个大汉，最后打了15分钟，把4个大汉给打走了，都受了点伤。我虽然看着比较瘦，但我知道他们没刀，就没有了生命之忧，所以这个力气就爆发出来。”
但，从专业角度，这些都不宜模仿。
一旦被劫持或绑架，怎么办？解救人质这一环节，《绑架被害预防》一书提到了四点。
一是，与绑匪保持“合作”关系，努力适应绑架被害的环境，顺势而为，积极为自己的生存和自救寻找机会。
二是，不应表露出认识绑匪身份或容貌的言行。
三是，在稳妥谨慎的前提下，积极寻找逃脱的机会，但在没有充分把握的情况下，不可急躁行动。
四是，获救或自救后，应立即与警方联系，不少案例中显示脱离绑匪控制后，仍有再度被害发生的可能性。
“抢劫一个大善人的道德压力和社会压力，无疑比抢劫一个暴发户大许多。”李海仓被杀案件后，有民营企业家接受采访抛出了这一观点，与枪杀前的李沧海有着相似的认知——都将企业家品行与被害联系在了一起。
被害者、匪徒和舆论给予了这类朴素的价值观充足的生长空间，而这恰恰是预防的关键和重点——犯罪就是犯罪，哪来这么多理由。
“住这么大的别墅，这人是不是资本家啊？成分得多高？”“怎么可能是单纯的被绑架，肯定干了什么丧尽天良的事！”“干的漂亮”“为富不仁的下场”，在何享健绑架案相关微博下，当恶性暴力案件与打土豪分田地的心理挂钩后，便出现了不少看起来奇葩却在理解范畴之内的评论。
